自古民族眾多、曾建立古滇國的西南邊疆，在西漢設置益州郡、實行郡縣制后，是如何融入中華文明“一體”格局的？近期入選“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云南河泊所遺址，為解答這個問題提供了重要考古實證。

河泊所遺址發掘揭開了益州郡郡治的面貌，出土了大量兩漢時期的簡牘、封泥和建筑遺跡等。考古學界認為，這些重大發現見證了西南邊疆與中原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對研究秦漢之際西南邊疆治理及國家化進程具有突出價值。

體現和平包容的“雙城記”

從空中俯瞰云南河泊所遺址現場（無人機照片，2025年4月24日攝）。新華社記者 胡超 攝

“近年來，河泊所遺址發掘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河泊所遺址考古領隊、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蔣志龍介紹，“新的考古發現確認，河泊所遺址是古滇國都邑和益州郡郡治。兩座城池比鄰而居，上演了一段‘雙城記’。”

河泊所遺址位于滇池東南岸的昆明市晉寧區上蒜鎮，是從商周延續到漢晉的大型聚落遺址、古滇文化的核心居址區，總面積達12平方公里，核心區約3平方公里。

記者近日探訪河泊所遺址，考古人員正在幾個探方內開展發掘和清理工作。這是一片地勢平坦、土壤肥沃的沖積平原，古時候臺地與河道交錯分布，確實是人類棲息和筑城的理想之地。

發掘現場往北約一公里，便是石寨山古墓群。1956年，考古人員在石寨山遺址清理一座大墓時，發現一枚金質“滇王之印”。

這個重要發現，揭開了塵封2000多年的古滇國神秘面紗，石寨山古墓群被認定為古滇國王族墓地。

《史記》中簡要記載了古滇國的情況，稱“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后來漢武帝以兵臨滇，滇王舉國降，“于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

云南省博物館副館長樊海濤說：“古滇國本身沒有文字，但出土了數萬件青銅器，留下了豐富的‘無字天書’。”曾經創造輝煌青銅文明的古滇國后續發展如何？古滇國的都邑到底在哪？這些問題長期困擾著考古學界。

考古工作者在云南河泊所遺址現場進行清理發掘工作（2025年4月24日攝）。新華社記者 胡超 攝

河泊所遺址的新發現，有助于揭開這些謎團。

云南省昆明市晉寧區河泊所遺址出土的“益州”銘文瓦當（2025年4月24日攝）。新華社記者 胡超 攝

蔣志龍介紹，河泊所遺址西部發現了密集的居住區、祭祀區和手工業區，出土了“滇國相印”封泥和大量古滇文化遺存，被認定為古滇國都邑。河泊所遺址東部發現了大型建筑遺跡、寬達12米的道路、水井和灰坑等豐富遺跡，特別是去年發現了從漢代延續到魏晉的城墻，以及“益州”銘文瓦當，證明這里就是2000多年前的益州郡郡治。

考古學界認為，河泊所遺址的“雙城記”，表明漢武帝設置益州郡時，沒有對古滇國取而代之，而是在它旁邊建了一座“新城”。這一做法既保留了古滇國的文化基因，又展現出中央王朝營建新城、推行郡縣制的治理智慧，是中華文明和平性、包容性的生動體現。

大量簡牘封泥見證漢代邊疆治理

考古工作者在云南河泊所遺址現場進行清理發掘工作（2025年4月24日攝）。新華社記者 胡超 攝

河泊所遺址另一項令人矚目的發現，是出土了大量漢代簡牘和封泥，堪稱漢代邊疆治理的文獻檔案庫。

“目前已發現簡牘5萬多枚，其中有字簡牘1.4萬余枚，保守估計不少于10萬字。”蔣志龍說，這些簡牘出土于多個點位，主要是灰坑和水井中，推測為文書資料銷毀場所。

考古工作者對木簡進行紅外掃描（2025年4月24日攝）。新華社記者 胡超 攝

“河泊所遺址漢代簡牘的出土，是我國簡牘發現史上的一件大事。”簡牘學家、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任陳偉評價。這批簡牘內容豐富，包括文告、往來文書、司法文書、戶版、書信和典籍等，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員在清理木簡（2025年4月24日攝）。新華社記者 胡超 攝

簡牘中發現了西漢、東漢12位皇帝年號，從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到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年代跨度近300年，表明兩漢中央王朝對云南實行了長期有效治理。簡牘中發現了“滇國”“滇廷”“滇相”等記載，顯示古滇國和益州郡同時存續了一個時期，而且中央王朝派遣了官員協助滇王治理滇國事務。

考古工作者對木簡進行紅外掃描（2025年4月24日攝）。新華社記者 胡超 攝

此外，“滇池以亭行”“益州太守府以郵行”的簡牘題檢表明，益州郡建立了聯通內外的郵亭傳遞網絡。記載《論語》的簡牘表明儒家思想在漢代已在西南邊疆傳播。戶籍簡牘則證明漢朝已在益州郡實行編戶齊民的制度，實現了社會治理的進步。

云南省昆明市晉寧區河泊所遺址出土的官印封泥（2025年4月24日攝）。新華社記者 胡超 攝

與簡牘同步出土的還有大量封泥。蔣志龍介紹，河泊所遺址已發現2000多枚封泥，主要出土于河道邊緣的灰燼堆積中，大部分是官印封泥，還有私印封泥、道教封泥、無字封泥等。

云南省昆明市晉寧區河泊所遺址出土的“益州太守章”（2025年4月24日攝）。新華社記者 胡超 攝

在石寨山考古工作站，記者見到了這批珍貴的簡牘和封泥。考古隊員謝霍敏介紹，與古滇國和益州郡有關的封泥有“滇國相印”“滇王相印”“益州太守章”等，說明漢朝在益州郡采取了“郡國并行”的雙重治理體制。

云南省昆明市晉寧區河泊所遺址出土的官印封泥（2025年4月24日攝）。新華社記者 胡超 攝

官印封泥中與上級有關的封泥有“益州刺史”等，與周邊有關的封泥有蜀郡、犍為、廣漢、永昌、交趾等郡太守章，與屬縣有關的有滇池、建伶、雙柏等20個縣的官印封泥，顯示益州郡與上下內外的公文往來非常緊密。

私印封泥涉及大量人名，印文既有張、王、李、趙、宋、高、陳等常見的漢姓，還有諸如“雝序”等疑似少數民族漢語姓名，這是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直接體現。

印證中華文明在邊疆的演進特質

河泊所遺址考古研究的豐富成果，不僅勾勒出古城的輪廓，更深刻印證了中華文明在邊疆演進的特質。

——揭示了益州郡郡治面貌，實證兩漢時期中央王朝對西南邊疆長期有效行使治權。蔣志龍介紹，考古發掘初步揭示了益州郡城址的主體結構和功能分區，城址主體結構由外環壕、護墻、內壕、城墻四部分組成，城內有東西向主干道，道路兩側有大型官署建筑遺跡，還有房址、水井和灰坑等。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員在繪制器物標本（2025年4月24日攝）。新華社記者 胡超 攝

中央王朝在西南邊疆推行郡縣制經歷了漫長的過程，樊海濤認為，設置益州郡是一個里程碑事件。從益州郡設置開始，多民族聚居的云南開啟了融入大一統國家的新階段。

——見證了西南邊疆與中原地區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陳偉認為，漢朝設益州郡后，將文書、職官、戶口、賦役、法律制度等系統地擴展到云南地區，開展有效治理，為開發西南邊疆、建立和鞏固統一多民族國家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云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院長羅群指出，就我國歷史上邊疆與內地的關系來說，交往交流交融是歷史發展的一條主線。河泊所遺址考古的新發現，為西南邊疆與中原內地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很好的考古實證。

——反映了西南邊疆融入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歷史過程。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學家王巍指出，縱觀中華文明的歷史進程，雖然有分有合、進程曲折，但從多元走向一體，國家統一始終是發展的主線。河泊所遺址的新發現，完善了滇池盆地從商周到秦漢時期的考古學文化序列，是西南邊疆從多民族地區融入國家一體化進程的考古實證。

蔣志龍介紹，河泊所遺址的發掘成果證明，西漢中央王朝在云南實施了較為靈活的雙重政治架構和柔性羈縻治理策略，在加強中央集權的同時，促進了邊疆地區的穩定和發展，這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容并蓄的一個縮影。

目前，石寨山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正積極推進，河泊所遺址考古發掘、成果整理、研究闡釋等工作仍在進行。考古學界相信，將有更多新的考古發現呈現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