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欄語：當前，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是全球南方國家肩負的神圣歷史使命，南南合作也成為全球團結的重要基石之一。本報今起開設“唱響‘南方聲音’”欄目，為國內外讀者深入理解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中的視角和聲音提供參考。

2024年可以說是國際發展合作經受極大考驗的一年，世界面臨多重危機疊加、國家之間信任赤字嚴重、援助資金削減、可持續發展目標受挫等嚴峻挑戰。與此同時，全球南方的群體性崛起及其在面臨危機時所展現的韌性和團結，讓其在國際發展合作中的聲音及話語權不斷加強。國際發展合作正在朝著更加扁平化的方向發展。

2024年，俄烏沖突、巴以沖突、以黎沖突、敘利亞危機等不僅影響了沖突地區自身的發展和人道主義，也嚴重影響了國與國之間的發展合作。再加上頻繁發生的自然災害，經濟萎縮和通貨膨脹、價值鏈斷裂等不確定性因素疊加對全球發展韌性帶來了巨大挑戰，削弱了國家及國際組織支持國際發展合作的動力和能力。

從全球層面看，世界銀行資料顯示，全球經濟增長已經連續三年低于疫情前水平，2024年雖然全球貧困人口增加的趨勢得到逆轉，但按照當前減貧的速度，消除極端貧困（每人每天2.15美元的標準）也需要至少30年。氣候變化引起的自然災害數量在過去50年增加了5倍，而且災害增多的趨勢還在加劇。此外，沖突帶來的能源缺乏及價值鏈斷裂使得全球生產成本增高，增加了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的風險，進而導致社會不平等加劇。這些發展赤字又會為社會動蕩的產生埋下隱患，使發展陷入惡性循環的狀態。

傳統援助國不僅不兌現援助承諾，而且不斷強化對外援助的“利己性”和“工具性”。根據研究機構AidWatch 2024年度報告，2023年27個歐盟成員國提供的ODA（政府開發援助）只有其GNI（國民總收入）的0.51%，而且很大一部分ODA都沒有流向人類發展指數最低的國家，而是流向了跟自己具有短期商業或政治利益的國家。這說明官方發展援助已嚴重偏離了減貧和減少不平等的目標。此外，傳統援助國不斷縮減發展及人道主義援助預算。如美國2024年對外援助預算比2023年縮減了17%（110億美元），歐盟委員會在2024年9月公布的一份文件表明歐盟大幅度縮減了未來三年對世界上最不發達國家的援助，2025-2027年間對最不發達國家的援助資金與2021-2024年間相比減少35%。

逆全球化趨勢使得國家之間及國家內部產生嚴重的信任赤字，很難就解決方案達成共識，并形成有效的集體行動。再加上自2008年金融危機后出現的發達國家內部經濟增長緩慢、就業形勢及社會福利惡化等問題，令二戰之后建立的國際發展合作架構正處于癱瘓的邊緣。

隨著全球南方的群體性崛起，南南合作成為國際發展合作的新動能，正在不斷重塑國際發展合作格局。2024年是南南合作的關鍵一年，在這一年，南方國家之間的合作不斷擴展，主要表現在以金磚國家引領的南南合作機制正產生越來越大的吸引力。2024年1月，金磚成員國數量由原來的5個擴展到10個。為回應多個國家希望加入金磚大家庭的意愿，2024年10月金磚領導人喀山峰會上首次宣布設置“金磚伙伴國”。目前已有多個國家成為“金磚伙伴國”。

中國對全球南方的引領作用進一步加強，為進一步加強團結、共同應對發展挑戰貢獻了重要的理念。中國通過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全球發展倡議、中非合作論壇等機制，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發展融資、技術和經驗，為進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國家的自主發展能力，應對氣候變化、解決減貧與發展難題作出貢獻，為南南合作樹立了典范。

除了新興經濟體發起的南南合作外，其他南方國家之間的合作也如雨后春筍般發展起來。如摩洛哥發起的倡議，為促進薩赫勒地區的經濟一體化和地區發展貢獻了力量。多邊合作也成為新型國際發展合作的重要內容，如由世界銀行、非洲開發銀行和法國開發署共同資助的東非電力高速公路項目開始試供電運營，該項目建成后將成為埃塞俄比亞、肯尼亞和坦桑尼亞三國重要的電力基礎設施。

南方國家更為積極地參與國際發展合作機制與平臺的建設和討論，為增強其在國際發展合作中的話語權，重塑國際發展合作格局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根據去年舉行的第29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9）達成的新的氣候變化融資目標，發達國家同意在2035年之前至少每年提供3000億美元，以幫助較貧窮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影響，這足以表明南方國家在國際發展合作中的影響力。

展望未來國際發展合作，首先，對外援助的作用將會進一步減弱。發達國家對外援助預算進一步縮減及對外援助“利己性”的凸顯，不僅會削弱發達國家對國際發展合作的全球影響力，而且也會讓受援國對傳統的發展援助產生“援助疲勞”。南南合作倡導的“平等、互利、共贏”合作將更受伙伴國的歡迎。南南合作因伙伴國之間相似的發展階段、共同的發展挑戰、更務實的解決方案及更具實質性的平等合作，成為國際發展合作新范式，進一步促進國際發展合作的扁平化發展。

其次，更靈活創新及多元化的發展資金來源，將會為應對全球發展挑戰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除了傳統的官方援助資金，來自私營部門、慈善機構、非政府組織等不同類型的發展資金，都將成為全球發展合作的寶貴資源。“全社會動員”模式將在應對全球發展和人道主義危機中發揮更關鍵的作用。同時，“債轉發展”“債轉自然”等新的促進發展和應對氣候變化的融資工具，將得到更為廣泛的推廣與應用。

再次，本土化的解決方案會在國際發展合作實踐中得到進一步強化。隨著發展合作進一步扁平化，發展合作的權利和責任將會進一步向發展合作項目所在地的利益相關方及實施機構轉移。 

最后，關于國際發展合作的有效性評估仍需完善。國際發展合作有效性評估面臨轉型的關鍵節點，此前以評估ODA有效性為核心的國際發展合作評估原則和指標，其適用性也會面臨挑戰。如何建立一個具有包容性和廣泛適用性的國際發展合作評估體系，將會是提升今后國際發展合作有效性的重要任務之一。（作者分別是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中國農業大學文科資深講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