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隨著俄烏沖突爆發迎來三周年，如何實現停火止戰成為國際輿論關注的熱點。日前美國率先與俄羅斯方面舉行會晤，討論恢復美俄關系和解決烏克蘭危機問題，讓歐洲和北約備感壓力。是否出兵烏克蘭，更成為歐洲內部爭論的焦點。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此展開討論。

崔洪建：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

趙俊杰：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

李海東：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教授

出兵，歐洲唯一能打得出手的牌？

崔洪建

隨著被排除在美俄談判之外、烏克蘭危機的走向急劇脫離預期，歐洲情急之下開始公開且認真地討論向烏克蘭“派兵”的可能性。

與一年前法國總統馬克龍率先提出“派兵論”時的遭遇不同，現在歐洲國家不再把“派兵”看作異想天開之舉，也不再有當時揶揄馬克龍“嘩眾取寵”的心情。形格勢禁之下，向烏克蘭派兵似乎成了歐洲試圖改變當前窘境唯一還能打得出手的牌了。

歐洲兩度拋出“派兵論”的背景都是美國的政策波動和變化。馬克龍的“第一炮”是沖著美國國會去的。當時拜登政府的援烏法案受阻于共和黨掌控的國會，在烏克蘭即將因糧草不繼而敗北的危機感驅使下，馬克龍以“出兵”相脅，一旦歐洲軍隊卷入直接沖突，美國就將受制于北約集體防御條款而被拉下水，共和黨人因此知難而退，放行了援烏法案。

眼下歐洲再次祭出“出兵”法器，更是針對美國對俄烏政策大變、歐洲可能被迫淪為談判看客的強烈應激反應。在情緒之下，“出兵”也成為歐洲要利用軍事手段達到外交目的的重要策略：一旦在美俄達成協議之前歐洲實現了在烏克蘭的軍事存在，就可以和烏克蘭綁得更緊，進而實現“以實力求（談判）資格”的目標。為了讓“和平”盡快到來，美俄將不得不考慮將歐烏請上談判桌以免橫生枝節。

但此時的共和黨已經掌控府院大權，特朗普也不是當年那個還能被觸動的約翰遜議長。在美國政府的談判方案中也有“歐洲出兵”的選項，但其角色和功能與歐洲意愿已大相徑庭。在華盛頓的計劃中，歐洲軍隊是在美俄達成協議后要去俄烏之間的緩沖地帶承擔治安任務，并且為了避免歐洲“借機生事”，還剝奪了歐洲軍隊托庇于北約集體防御的倚仗。

美歐在“出兵”問題上的博弈，直接導致歐洲國家畏首畏尾，難以達成共識。在法國召集的緊急峰會上，歐洲“出兵”是首要議題，但除了英法兩國立場明確外，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公開反對，一向對俄強硬的波蘭也開始明哲保身，其他國家則閃爍其詞立場模糊。多數歐洲國家的立場，正從英法的“主動出擊”姿態向美國指定的“被動維和”角色后撤，歐洲“以軍事存在換談判資格”的策略瀕臨失敗。

除了來自美國的壓力之外，短期內歐洲無兵可派、無力管控風險，也是讓一些國家心生退意的重要原因。據歐方估算，在俄烏不停戰且沖突烈度下降到當前水平的60%時，歐洲出兵在軍事上就具備了一定條件，但至少需要10萬以上的兵力才能實現最基本的軍事存在目標。即便英法兩國能夠承擔主要部分，其他有出兵意愿的國家也很難補足差額，何況軍隊還需要定期輪換。

在美俄協議達成之前出兵，意味著歐洲明確地站在了烏克蘭一邊，歐洲軍隊隨時可能陷入與俄軍的直接對抗。在缺乏美國保護的情況下，如果對沖突風險缺乏足夠預期和控局手段，歐洲在烏克蘭的“軍事存在”很難扎下根來，只會給自己徒惹禍端。

歐洲嚴肅認真地討論出兵問題也“實屬無奈”。歐洲希望通過一次顯示軍事存在、體現戰略自主的“聚旗行動”，來掌握自身命運避免淪為刀板上的魚肉。但在各有算計、力不從心和盟友背刺的當前，的確找不到合適的時機，看來還得從長計議。因此，英國開始積極地支持法國要拉起“歐洲軍隊”的大旗，烏克蘭也提出可以將經歷過戰火洗禮的烏軍作為歐洲建軍的主力，這對承平日久幾無可戰之兵的歐洲來說很有吸引力。

但矛盾的是，從長計議在歐洲的政策議程中往往意味著熱鬧一番后被束之高閣。在當前前所未有的強烈刺激之下如果還要“從長計議”，一日千里般的形勢變化極有可能讓歐洲錯失掉最后的戰略自主機會，永遠成為仰承強權鼻息的附庸。

北約角色將進一步邊緣化

趙俊杰

在俄烏沖突即將迎來三周年之際，美國新政府對歐洲放出了大招，撇開烏克蘭政府和歐盟，在第三國沙特直接舉行止戰停火的美俄高官會談，并且表態要讓歐洲國家自行保障歐洲的軍事安全。此舉不但引發烏克蘭和歐盟的強烈不滿，還使北約面臨尷尬和分裂的危險。

拜登政府執政時期注重整合美歐關系，通過北約對歐洲安全防務的承諾，讓歐洲國家紛紛站隊北約，既擠壓了俄羅斯的戰略安全空間，又增強了北約在歐洲的影響力。然而，特朗普團隊上臺后卻一反常態，不僅要求北約成員國把軍費開支增至GDP的5%，還威脅歐洲盟友如不能得償所愿，華盛頓“會考慮退出北約”。

鑒于美國新政府的執政風格和反傳統的右翼保守主義理念，歐洲盟國還真不能將其警告視為耳邊風。表面上看，華盛頓讓歐洲國家自行保障軍事安全，是不滿北約的歐洲成員國繼續“占美國的便宜”。從深層次看，美國政府面對巨額的國債，而對烏軍援是“無底洞”，華盛頓想甩掉歐洲安全的責任，然后將戰略資源和精力投放在“印太戰略”上。因此，盡快結束俄烏沖突，將歐洲安全與烏克蘭置于美國外交的次要地位，這意味著美國外交戰略出現重大轉向。

面對華盛頓發出的要挾，北約中的歐洲成員普遍感到憂慮。法國前總理德維爾潘感嘆道：“傲慢的特朗普試圖在缺乏原則和尊重的情況下統治世界”。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則強調，歐盟需探索除北約外的安全合作模式，歐洲應增強自身安全責任。現任北約秘書長呂特警告，如華盛頓退出北約，美國將面臨在“一個嚴酷、不妥協的世界”中被孤立的風險。

從近期看，一旦美俄后續談判能讓俄烏沖突走向停火，對多數歐洲國家而言算得上是好消息，畢竟三年的軍事沖突給歐洲造成極大的傷痛。但換個視角觀察，美國從幕后走向前臺直接介入危機處理，主要驅動力不是國際道義，而是有其“如意算盤”。前不久美高官在德國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向烏克蘭遞交的一份“礦產協議”，才是當前華盛頓“美國利益優先”的真實野心和訴求。

北約的尷尬之處就在于：拜登時期它是個寶，在俄烏沖突中充當了歐洲安全的“保護傘”，吸引了中立國芬蘭和瑞典加入。但特朗普團隊上臺后，北約又變成了一個無足輕重的角色。“美國優先”原則和馬斯克等人對北約存在的質疑或批評，都讓北約無所適從。北約內部對華盛頓提出的5%軍費開支門檻更是爭論激烈、矛盾凸顯。在俄烏沖突的刺激下，2024年北約有23個成員國軍費開支剛達GDP的2%，有7個成員國未達標。按照華盛頓的要求，只有波蘭等一兩個成員國達到5%軍費開支。即便是歐洲經濟強國德國，去年GDP為4.5萬億歐元，如果軍費增至5%，意味著每年要耗資2250億歐元，占政府年度財政預算的比重高達47%，必將給德國財政造成巨大壓力。

從長遠看，隨著北約在華盛頓戰略價值排序中的下降，歐洲的角色將會進一步邊緣化。為獲得更大的全球話語權，維護歐洲的切身利益和安全，歐盟及歐洲大國亟需團結協作，增強歐洲戰略自主性。但是，歐洲面臨一個艱難的選擇：如果英法能夠攜手挑頭組建起一支有戰斗力的“歐洲軍”，那么歐洲安全與防務可謂曙光初現，但歐洲的力量能否持續？如果等待4年華盛頓迎來建制派總統，北約內的美歐關系可能會重修舊好，但這4年能否熬得過去？如今，德國并不熱衷于參與此事，各國都有一本難念的經。這對歐洲發揮安全主導作用是個嚴峻挑戰，北約也只能尷尬地繼續存在。

美國不再是歐洲安全之“錨”

李海東

美俄日前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舉行會談，美方在會談后發表聲明說，美俄就解決兩國間“棘手問題”和結束俄烏沖突等達成四點共識。這是美俄圍繞解決耗時3年俄烏沖突的具體行動。烏克蘭危機的外交解決之門處于開啟之中，但也需全面認識接下來會談的復雜性。

烏克蘭危機的現實表明：當今時代，大國對抗必須避免，沖突戰爭沒有贏家。俄烏沖突是典型的“代理人”之戰，是大國激烈地緣政治競爭結出的惡果。冷戰思維彌漫與軍事集團擴張，導致冷戰后歐洲安全架構本身構建的失衡和失效。冷戰結束以來的30余年，西方一些政治精英以“冷戰勝利者”心態，對歐洲安全進行吃干抹凈的“獨贏”處理，毫不顧及他國合理安全利益，由此引發出歐洲安全的嚴重撕裂和大國間的尖銳對抗。“北約擴員”被西方一些力量包裝成“民主擴大”的敘事，但這遮掩不了其擴大勢力范圍、搞地緣政治對抗的本質。

回顧歷史，過去數十年間形成的北約主導的歐洲安全架構是個“危房”，地基不牢，結構錯亂。這種由歐洲之外國家主導建設、體現大國霸權地位的歐洲安全架構，是歐洲防務自主意愿與能力匱乏的必然結果，烏克蘭危機持續多年難以化解，詮釋出歐洲安全依賴他國必然帶來災難的慘痛道理。

徹底拋棄過時有害的安全觀念，切實擁抱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才能成功確立起均衡、有效、安全普遍不可分割的歐洲安全架構，這是確保歐洲整體安全的正途和根本所在。

美國新政府已執政滿一個月，其采取了與以往顯著不同的對歐外交理念與實踐。減少對歐責任和花費、強力推進防務歐洲化進程、加強與俄對話等等舉措，為歐洲安全重塑反而提供了較大靈活空間，更為烏克蘭危機得以緩解創造出可能性。烏克蘭危機各相關方能否在瞬息萬變的形勢下重構和平、擴大穩定，的確考驗著決策者們的智慧。

烏克蘭危機的化解之路注定不會順暢，復雜問題很難有簡單的解決辦法。因為，談判進程面臨各種重大挑戰。

首先，談判參與方是否兼顧到各相關利益方。美方以美俄為中心的談判策略單純考慮到了大國需求，歐洲國家和烏克蘭目前被排除在事關歐洲重大安全議題磋商進程之外，既會引發相關方不滿，更會導致出現一種“強加的和平”局面，使得此種和平難具可持續性。

其次，俄羅斯在歐洲安全架構中的地位問題。鑒于北約主導下的歐洲安全架構將俄置于歐洲之外，俄方不接受北約在歐洲強化功能的任何合法性。這也是烏克蘭危機爆發根源所在。美方在剛結束的慕安會上不滿歐洲的言行，意味著北約未來將遭遇一場深刻危機。北約能否演變或削弱至俄方能接受的程度，將是美俄后續會談能否實現保持歐洲持久和平目標的關鍵衡量因素。

第三， 烏克蘭能否確立永久中立地位問題。烏方尋求與北約結盟，導致俄烏之間深刻敵對。當前美方明確拒絕烏克蘭加入北約任何可能性的立場，與烏方相關政策以及美國數任前總統政策立場截然對立，美方對外政策“翻燒餅”已盡人皆知，如烏方呈現當前技術性中立而未來戰略性入盟的政策態勢，接下來所有美俄等各方會談就變成了“休戰”而非“終戰”安排。

第四， 美國對歐安全承諾的問題。長期以來，美國以其“跨大西洋盟主”身份主導了歐洲安全的構建進程。但不久前美方在慕安會上對美歐共同價值觀“刨根式”質疑，及斷然拋開歐洲與俄談烏克蘭危機的作為，預示著美對歐安全承諾可能發生重大轉變，由此帶來歐洲安全政策的弱北約化、回歸國家化以及歐盟主導化各選項，會同時相互碰撞。美國由歐洲安全之“錨”，向歐洲動蕩之“源”的功能調整，很可能令此次美俄談判帶來的不是歐洲和平，反而是歐洲的更大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