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蘭卿    當時年齡：16歲    1937年12月底，她在黃家圩目睹一個躲在柴草堆里的老婦和一對老夫妻被日軍刺死；他們的小孫子被日本兵用刺刀挑起來折磨至死。

     吳秀蘭    當時年齡：22歲    1937年8月16日，3架日軍飛機在中華門一帶投彈，1枚炸彈落在河中，其兩個女兒當場被炸死，她的左腿被炸斷，右腿被炸傷。

     薛秀英    當時年齡：7歲    1937年日軍占領南京后一天，日軍到金陵女子學院文理學院難民收容所，其大哥薛裕賢和表哥鄭厚慶被押上卡車拉到下關江邊集體射殺。

     周粉英    當時年齡： 22歲    1938年農歷二月廿二日，在如皋白蒲鎮被日軍搶走，強作“慰安婦”慘遭蹂躪達三個月之久。

     11月29日，南京燕子磯化工新村，幸存者常志強老人家，采訪開始了。

     一瞬間，沙發上的老人仿佛承受著難以估量之重壓，他身軀緊縮，牙關緊咬，雙拳緊攥，關節似乎會隨時會碎裂，面部肌肉極度地扭曲，抽緊，是抵抗與生俱來的痛楚？還是在糾結悲傷難言的思緒？他喉結重重的蠕動，嘴唇連續幾次開合，幾次翕動，卻未能吐出一個字……

     記者難以相信，這就是剛在叫“團坡”的車站迎接我的老人嗎？10分鐘前，戴著老花鏡的他在冬日的陽光中向我走來，像任何一位可敬的長者，有著平和的微笑，溫厚的握手……

     “那場大屠殺，10歲的我親眼看到日本人殺死我的父母，戳死我四個弟弟，強奸了我的姐姐，又刺殺了我的姐姐，我從死人堆里爬出來……”

     老人終于開了口，聲音劃破這凝固已久的空氣。

     “地上全是死人，地上到處都是血，踩在腳底下發黏。小弟弟爬得滿身都是血，兩只手都紅了，我跑過去把他抱起來，他哇哇地叫，我把他抱到我媽媽面前，我說媽媽，弟弟來了，然后把他輕輕地放到我媽媽面前。媽媽不能講話，拼命把衣服拽開，小弟弟就趴到我媽媽身上拼命地吃奶。媽媽把衣服拽下來以后，血還在冒出來，我說媽媽你的血不能再淌了，我替你捂著，捂著捂著，媽媽頭歪過去了，這時候媽媽就死了……”

     “……我爸爸跪在地下，動也不動。我說爸爸你起來，后來看他棉袍背心上面有個劃子，我以為是刺刀戳的，就用手伸進去，摸到我爸爸的肉了，我以為爸爸昏過去了，我說你醒來，推他也不動，我用力推，一推，倒過去了……”

     窗外冬日和煦，室內徹寒刺骨。

     “鬼子又過來拖我姐姐，但我姐姐不能起來（已被戳了5刀）。鬼子就拽著我姐姐走。我聽著我姐姐喊的那個聲音，心里難過極了，我沒有槍，沒有刀，要是有槍有刀，殺了他，跟他拼命……”

     “南京大屠殺”，至少30萬同胞遇害，2萬至8萬中國婦女被強奸……

     20多天來，記者在南京的大街小巷，尋找到30多位幸存者，年齡從70多歲到90多歲不等。 這是一次如此沉重的采訪任務，災難已過去了70周年，受難者淋漓的鮮血似已消退，受傷者撕裂的創口早該愈合。然而，回憶的烈度仍如此碎裂人心。

     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的認定是指那些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的屠城6周內，在南京及附近地區親身經歷、親眼目睹、親身受害的“三親”人員。1984年，幸存者的數字是1756人。“目前幸存者的總數約400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告訴記者。

     怎么估計這些幸存者的價值，都不會過。已逝的美籍華裔作家張純如曾說過，她寫作《南京暴行》的最大希望是：“能夠喚起其他歷史學家和作家的興趣，使他們能夠在最后一縷由過去傳來的聲音中盡早調查、研究幸存者的故事。畢竟，這些聲音在逐年減少并終將全部消失。”

     “就這樣開始吧……”“但我還是要講……”

     每一個講述的開始，都是這樣一種決絕的表情。風燭殘年，生活清苦的他們，卻很清楚自己作為一個幸存者的歷史責任和意義。

     拿起相機，記錄下這一副副或激動或平靜的表情，記者感到手中的相機很重，這些表情的背后，是中國人民族記憶中，最為滄桑沉痛的一頁。（《廣州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