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日本媒體披露日菲已就對菲律賓出口二手護衛艦一事達成協議，一旦完成交付，將開創二戰后日本對外出口攻擊性大型武器裝備的先例，成為日本突破軍事禁區又一重大步驟。這不僅是日本在戰后80周年之際對于和平發展路線的背離，也是其軍事大國野心在地區投下的又一陰影。此舉不僅暴露日菲以鄰為壑，制衡中國的露骨意圖，更可能通過攪局南海，加劇地區緊張局勢，帶來連鎖地緣影響。

二戰后，日本政府根據“和平憲法”精神頒布“武器出口三原則”。這一“禁令”成為日本“專守防衛”原則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走和平發展道路的重要政策保障。冷戰后，在擺脫“戰后體制”的“正常國家”戰略指引下，日本不斷突破軍事禁區。2014年，日本政府通過“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以代替“武器出口三原則”，為武器“出海”打開方便之門。2017年，日本國會修訂《自衛隊法》，允許將自衛隊二手裝備免費或低價轉讓給其他國家。自此，日本得以向越南出售巡邏艇，向菲律賓出售巡邏艇和防空雷達系統，不斷制造二戰后武器裝備出口的先例。俄烏沖突爆發后，日本政府違背“不向沖突當事方提供防衛裝備”的規定，緊急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和運用指針，為向烏克蘭輸送頭盔和防彈背心等非殺傷性裝備“開綠燈”。2023年4月，岸田內閣通過“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支援”（OSA）實施方針，正式確立對外提供軍事援助的新制度，標志著日本援外制度的“安全化”“武器化”轉型。

在這種步步為營的自我松綁過程中，日本逐漸背離“專守防衛”原則，架空“和平憲法”規定，軍事安全政策日益呈現外向型和進攻型，其政策調整也折射出日本對外戰略調整的三重指向。

一是以擴張性路線競逐“軍事強國”地位。自從岸田內閣2022年底通過“安保三文件”以來，日本打著“從根本上強化能力”的旗號開啟了戰后最大規模的強軍擴武路線。除了將防衛開支翻倍、發展“防區外反擊能力”進攻性軍力等“正面突破”外，還注重加快推進更具隱蔽性、內外阻力也更小的“橫向突破”，即通過拓展和深化對外軍事合作，推動自衛隊和武器裝備“走出去”。日本與英國、澳大利亞、菲律賓等國商簽著眼部隊互訪的《互惠準入協定》，與英國和意大利聯合研發新一代戰機，向越南、菲律賓出口軍事裝備，這些都標志著日本軍力“國際化”正在加速。

二是以進攻性姿態競逐地緣政治利益。在這一輪軍力擴張過程中，日本大肆渲染所謂“周邊威脅”，對內以“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煽動日本民眾的安全焦慮，對外以所謂“不允許單方面改變現狀”的陳詞濫調，介入南海局勢，謀求擴大地區安全影響。日本向菲律賓出口軍艦的算盤打得很精明，一方面借“二手裝備”低成本拉攏菲律賓，強化在南海的軍事存在支點，另一方面通過“軍援”持續滲透東南亞，以裝備技術綁定為其深度介入地區安全事務做準備。

三是基于利益盤算爭奪國際軍貿產業“蛋糕”。此次對菲出口護衛艦看似是處理服役超過30年的舊裝備，背后卻隱藏著為日本軍工產業“出海”鋪路的經濟野心。通過向菲律賓這樣的“伙伴國家”提供二手裝備，日本可以培養用戶習慣、建立后勤維護體系、鎖定未來的軍售市場。由于武器出口長期受限，自衛隊需求有限，日本防務產業產能嚴重過剩、成本高昂、效率低下、國際競爭力不強。日本政府每年都要拿出大量補貼，以維持武器自主研發和生產能力。一旦全面解禁武器出口限制，日本可激活釋放本國軍工企業的潛能，攤薄研發和量產成本，爭奪國際軍貿市場份額，并借武器出口訂單提振國內經濟。

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對菲出口大型軍艦，可能產生破壞地區戰略平衡、推升地緣沖突風險的連鎖反應。首先，作為潛在的軍工技術產能大國，日本借此徹底揭開武器出口的“封印”，為未來出口包括新型戰艦、戰斗機甚至導彈在內的各類攻擊性武器打開了“潘多拉魔盒”，這將導致地區戰略安全天平出現傾斜，可能刺激地區國家展開新一輪的軍備競賽。其次，日本此舉指向南海的戰略意圖昭然若揭。日本武裝菲律賓，無疑將助長菲方在南海加碼挑釁的底氣。而日本更深層次的意圖是將菲打造為在南海牽制中國的“代理人”，這不僅是對中國主權和海洋權益的挑釁，更是在南海地區固化軍事對抗的前沿布局，勢必進一步干擾破壞地區國家致力于和平解決南海問題的努力。

在戰后80周年這個本應深刻反省歷史的節點上，日本加速軍事擴張和攪局南海的舉動，不僅背離其作為“和平國家”的承諾，更暴露出其開歷史倒車的潛在危險性。“日主菲從”的軍事勾連，正在為地區安全埋下重大風險隱患。（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