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日前宣布對國際刑事法院（ICC）四名法官實施制裁，引發國際社會廣泛爭議。被制裁的四名法官，其中兩人在2019年授權國際刑事法院調查美軍在阿富汗戰爭中涉嫌犯下的戰爭罪，另外兩人在2024年11月通過了對以色列總理和前國防部長的逮捕令。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蒂爾克認為，美國對上述四名法官的制裁，違背了美國自身一直堅持的“對法治的尊重和對法律的平等保護”等價值觀。直接針對國際刑事法院法官的裁決行為，實質上是以政治手段干預國際司法進程。

事實上，這不是美國第一次對國際刑事法院相關人員進行制裁。早在2020年，美國政府就對調查在阿富汗美軍的ICC首席檢察官實施了制裁。這一次美國對ICC法官的制裁，不僅涉及阿富汗，而且涉及以色列。

美國在歷次巴以沖突中長期偏袒以色列，深刻影響了中東和平進程。它在巴以沖突中的作為，呈現出典型的“分裂”：一方面以“調停者”自居，表面推動和平進程，另一方面通過軍事支持、外交偏袒及阻撓國際問責等手段，激化地區沖突，并成為惡化中東局勢的“縱容者”，不斷阻撓巴以停火，推動選擇性調停，僅2023年至2024年，就在安理會四次單方面否決加沙停火決議草案。

此外，美國主導成立“加沙人道基金會”（GHF），試圖取代聯合國近東救濟工程處（UNRWA）。在實際運作過程中，為以色列軍事行動留出空間，被巴勒斯坦抵抗組織譴責為“死亡陷阱”，也被指斥將中東嚴重的政治問題降級為“人道議題”。歐盟等美國傳統盟友更是拒絕參與GHF，批評其與以軍協同運作、制造混亂并導致平民傷亡。巴勒斯坦官員明確要求UNRWA主導援助，稱其“唯一具備中立性與執行力”。

美國還在參與中東和平進程中拉偏架，如華盛頓口頭支持巴勒斯坦建國，卻拒絕對以色列施加實質性壓力。不難看出，美國的中東政策本質上是“維穩盟友優先，人權道義次之”。它在巴以沖突中的作為，始終以維護自身地緣利益為核心，通過軍事、外交、經濟手段強化以色列優勢，置國際公理和人權于不顧。美國的行為不僅加劇了人道災難，更使中東和平進程陷入僵局，最終只會損害它自身的國際信譽與地區戰略利益。正如聯合國的一份報告所言，美國對巴以沖突的“管理”已成其威脅打壓多邊主義的常態。若不能擺脫國內政治掣肘與霸權慣性，華盛頓的作為將繼續在“調停”與“縱容”間徘徊，最終侵蝕戰后中東和平的根基。

此外，美國在阿富汗戰爭中的種種作為，也充分說明它始終以自身利益為核心，其推行的“民主改造”不過是霸權主義的工具。在這場長達20年的戰爭中，美國試圖通過選舉構建合法性，但腐敗、部落分裂、地方武裝割據等問題始終影響著阿富汗的穩定。美軍撤離后，阿富汗直接陷入嚴重經濟危機。這也宣告美國以“基地組織威脅”為由，將軍事行動范圍擴展至阿富汗全境，試圖在阿富汗建立親美的“民主樣板”計劃的徹底破產。這場戰爭不僅給阿富汗帶來深重災難，也暴露出美國單邊主義和軍事干預模式的局限性。這也是為何ICC要對美國在阿富汗所作所為進行調查的原因。

在本次制裁中，美國國務院宣稱ICC已經“政治化”且“濫用權力”，認為其未經美國和以色列同意展開調查“侵犯其主權”，并辯稱自己并非《羅馬規約》締約國，ICC無權管轄美國和以色列國民。ICC認為，阿富汗作為締約國授權其調查美軍罪行，以及巴勒斯坦雖非聯合國會員國，但2015年就已加入《羅馬規約》，ICC據此認定對上述兩起調查行動具有相應管轄權。

美國制裁ICC法官事件，不僅是美以與國際司法機構的沖突，更是現存全球治理規則主導權之爭的縮影。其深層矛盾在于三個方面：一是國際法律層面，國家主權豁免與國際組織的普遍管轄權發生沖突時如何進行調整；二是國際政治層面，美國單邊霸權的進一步推行受到多邊政治力量制衡，雙方因此產生激烈摩擦，連美國的傳統盟友——歐盟也在該問題上表達了強烈反對；三是國際人權層面，華盛頓的“美國優先”政策、大國例外主義正在不斷破壞人權平等保護的基本國際人權原則。

可以想象，若大國政治干預國際司法成為常態，國際社會數十年構建的法治化體系恐將退化至“強權即公理”的叢林法則。因此，聯合國與各人權機構呼吁美國放下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思想，自覺履行國際義務，承擔國際責任，與國際社會一道努力解決國際爭端。（作者是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科技人權研究中心執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