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期，圍繞我國正式實施的稀土出口管制新規，國際社會討論不休，一些聲音稱中國將稀土作為“外交牌”或“戰略武器”。那么我國加強稀土管控有哪些思考？稀土新規將如何造福世界？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相關話題展開討論。

王 強：國家安全戰略研究學者

漆 彤：武漢大學國際法治研究院教授、副院長

周城雄：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研究員

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

王強

稀土不是“土”，是元素周期表鑭系及鈧、釔等17種元素的統稱；稀土也是“土”，是大地母親饋贈的土狀金屬礦產資源，具有極高的經濟價值和戰略價值，因其特殊用途和重要性，被譽為“工業維生素”。稀土也并不“稀”，地殼豐度約0.17%，但它是不可再生資源，且提煉加工難度極高。對稀土的開發利用，不僅伴隨著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更體現著中國對人類可持續發展的認識逐步加深。

在過去的資源發展粗放模式下，中國曾付出了沉重的環境代價。1993年到2013年，中國經濟總體保持了8%以上的高速增長，但2013年全國74個重點城市當中，僅有3個城市空氣質量達標；長江、黃河、珠江、松花江等國控斷面中，劣V類斷面比例高達9.0%，水土流失面積占國土面積比例超過30%。

在稀土產業領域，這種情況更為嚴重。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稀土產業就靠著全世界1/3的稀土儲量，幾乎以一己之力支撐起了全球90%的稀土需求。然而，彼時產業提取稀土普遍采用“搬山”式的池浸、堆浸工藝，這類工藝雖然成本低、效率高，但造成的污染十分直接：每生產1噸離子型稀土礦，伴隨產生的有毒廢料可能多達2000噸。五大主礦區之首的白云鄂博礦區，污染負荷指數PLI平均值一度達2.58，屬于重度污染。與此同時，超量、非法開采以及伴生礦利用程度低，導致部分富集礦區儲量短短幾十年內衰減超過30%。發達國家上百年工業化中分階段出現的環境問題，一時集中出現。這種發展模式無疑是殺雞取卵，不僅帶來高額環境赤字，更是對后世資源權益和發展權益的透支。

面對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產生的結構性、復合型嚴峻生態環境危機，我們果斷敲響了事關民族永續發展的生態警鐘。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正式將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確定為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的一項戰略任務；進入新時代，“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發展理念指明了一條必須加快經濟結構調整、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實現節約發展、清潔發展、安全發展和可持續發展。

在這一戰略引領下，中國稀土產業迎來了動能轉換的歷史機遇。新時代以來，稀土產業領域全行業推動“小、散、亂”向集團化、基地化發展，堅決遏制私挖濫采，大面積推廣綠色選冶技術。主礦區全面進行生態修復和污染防治，同時推進資源稅、環保稅改革，使企業必須為環保成本買單，再配合開采指令性計劃與出口配額制度，確保對資源流量的精準閘控。短短十年，行業治理成效已然顯現。2023年1月至9月，白云鄂博礦區空氣質量有效監測264天，達標天數221天，比例達到歷史性的83.7%。2024年國家進一步制定、發布了稀土管理條例，從產業秩序、資源保護、技術創新到國際合作，稀土產業發展有了更為嚴格的科學與法規依據。

從塞罕壩三代人將荒漠變成林海，到白云鄂博重現藍天白云，每一個案例背后，都是中國模式對西方“先污染后治理”道路的全面超越，是中國對自身資源可持續利用的莊嚴承諾，是對全球產業鏈長期穩定供應的責任擔當。

當中國以壯士斷腕的勇氣和決心調整發展路徑時，一些西方政客卻固守資源霸權思維，習慣性地將“全球南方”國家的自然資源視為予取予奪的“公共品”，無視它們資源保護與產業升級的正當權利。實踐證明，中國提出的“兩山”理論，是文明存續方式的主動進化，與西方某些人極力渲染的“資源武器化”根本不在一個維度上。而中國稀土戰略轉型，體現的不僅是新時代中國的現代化治理能力，更是中華文明的生態智慧。這種智慧如今正重塑全球產業鏈的可持續基因，為人類文明的綠色發展注入深層動能。

著眼共同安全與發展

漆彤

稀土在新能源、電子信息、國防軍工等關鍵領域的戰略價值，與其開發和出口可能引發的資源枯竭、環境破壞以及地緣政治風險挑戰是一體兩面。中國規范稀土出口，既是保障國家資源安全與全球共同安全的必要手段，也是履行國際責任、推動綠色發展和產業鏈協同的重要舉措，體現了中國作為全球關鍵礦產重要供應國對標國際標準、提升治理水平的決心和擔當。

依法規范稀土出口，是履行防止兩用物項和技術擴散的國際義務，確保資源和平利用，維護共同安全的必要之舉。稀土相關物項具有“軍民兩用”屬性，既是新能源等民用產業的“維生素”，也是先進軍事裝備的核心材料，一旦被濫用于殺傷性武器制造，便可能威脅世界的和平與安全。因此，防止此類戰略資源被用于破壞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活動，是各國應盡的國際義務。國際社會在防擴散方面存在若干多邊管制架構，如“瓦森納安排”（WA）涵蓋兩用技術和軍事物項的出口管控，“導彈技術控制機制”（MTCR）專門防止可運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導彈及相關設備、軟件、技術的擴散，“核供應國集團”（NSG）規范核技術及相關物項的轉讓出口。這些機制不僅強化了各國的防擴散義務，也為全球資源管理提供了范本。對具有軍民兩用屬性的戰略資源進行出口管制，是主權國家維護自身安全和履行國際義務的通行做法。更何況，用中國稀土制作產品，反過來打壓中國發展，于情于理都難以接受。作為全球最大的稀土生產國和出口國，中國依法對稀土相關物項實施出口管制，加強全流程監管以確保稀土資源的和平利用，是堅定維護國際共同安全的負責任之舉。

依法規范稀土出口，是防止國內資源過度開發、保障國家資源安全、應對地緣政治風險的必要之舉。中國長期以來承擔了全球稀土供應的主要責任，依法規范出口管制可以有效控制資源外流，確保國家長期資源安全。另一邊，各主要資源國近年來均加強了稀土資源的管制，如美國《國防生產法》將稀土列為優先保障物資，歐盟《關鍵原材料法案》設定本土加工比例強制目標，澳大利亞對稀土項目實施國家安全審查等。中國加強稀土出口管制，不僅符合各國實踐慣例，也具有充分的國際法依據。只要措施滿足“必要性”條件或“與國內限制措施一同實施”，即可符合《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第20條（b）款“保護人、動物或植物的生命與健康”和（g）款“保護可耗竭自然資源”例外規定。因此，沒有任何國家可以通過外部脅迫手段，限制或強制中國出口稀土。

依法規范稀土出口，是保護生態環境、推動全球綠色轉型與可持續發展的必要之舉。作為戰略性資源，稀土在采選、冶煉過程中存在的生態環境風險不容忽視，其開發與利用必須平衡經濟效益與環境保護，才能真正支撐起全球產業鏈的長期穩定。通過減少低附加值產品出口、降低資源開發強度，中國稀土產業正實現從“資源透支型”向“環境友好型”的產業結構轉型。依法規范稀土出口，不僅符合國內生態環境保護要求，也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和國際社會有關“環境、社會、治理”（ESG）的監管趨勢相一致。同時，中國規范稀土出口，既是推動國內企業轉型，也可以推動消費國加速技術創新或建設本土環保產能，促使發達國家承擔相應環境責任，改變將污染轉嫁“全球南方”國家的傳統模式，最終實現全球稀土產業的綠色低碳轉型。

中國規范稀土出口，體現了對國際規范、國家治理和全球責任的綜合考量。在當前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下，將中國加強資源管理曲解為地緣博弈，是忽視了中國的長遠布局和全球治理擔當。通過科學平衡安全與發展兩大目標，堅持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原則，中國將推動稀土高效利用和國際共享，為全球資源治理提供創新方案，助力構建起更加公平、可持續的國際資源秩序。

為全球產業鏈提供更穩定預期

周城雄

規范稀土出口，是中國通過法治化、透明化的治理升級，主動推動稀土產業邁向高質量發展，從而推動全球產業鏈構筑更可靠、更可持續。

西方一些人所謂“中國壟斷稀土供給”的說法，其實是個偽命題。全球稀土的供求關系失衡，根源在于西方國家長期將稀土產業鏈的污染環節轉嫁國外。而走私泛濫、惡意競爭等亂象使全球稀土市場長期處于低效波動狀態，影響全球產業鏈的穩定。

2024年《稀土管理條例》的出臺，標志著中國稀土治理進入法治化新階段。新規通過建立稀土產品追溯信息系統，打造覆蓋“開采—冶煉—流通—出口”全鏈條的“透明之網”，每一批次稀土產品的來源、加工路徑和最終用途均需錄入系統，確保流向可追溯、用途可核查，精準打擊走私、逃稅等亂象。這一機制不僅提升了國內產業的合規水平，也為國際用戶提供了“可信任的供應鏈證明”，在源頭上杜絕了資源流入非法軍事用途的風險，也讓國際合作伙伴更清晰地看到中國稀土產業的規范性與穩定性。

“以環境換發展”“以總量換營收”的稀土出口模式，不僅威脅著我國本土生態安全，也會讓依賴稀土進口的國家對供應鏈的長期穩定性產生疑慮：一來過度開采、粗劣精煉會導致資源提前枯竭；二來隨著各國環境意識提高，一旦政策收緊或進行環境整治，可能造成產能驟降，引發供應震蕩。新規推動的產業升級，核心在于“綠色化”與“集約化”。一方面，中國通過總量調控限制低效產能，淘汰落后工藝，例如要求企業采用無銨開采、循環利用廢水等新技術；另一方面，通過稅收優惠和政策引導，鼓勵企業向稀土高附加值產品（如永磁材料、催化劑）轉型。例如，某稀土企業通過技術創新，打造稀土循環全產業鏈，將廢舊電機、磁材邊角料、廢爐渣等廢品萃取提純，生產出多種稀土材料，并進一步深加工稀土金屬材料和釹鐵硼強磁系列產品，不僅減少了對自然資源的消耗，還顯著降低了生產過程中的碳排放。

可以說，中國稀土的綠色化生產，能夠淘汰污染產能、倒逼全球稀土產業鏈向“綠”發展，推動全球稀土產業鏈的環境標準提升，為全球綠色經濟提供“更清潔的工業血液”。這不僅不是什么“卡世界脖子”，反而是穩定供應鏈的必要之舉。中國早在2011年就著眼于開采與環境保護，從政策層面逐步加強產業規范。數據與案例也表明，規范化管理反而增強了全球產業鏈的韌性。此外，中國明確表態，管制措施“非為禁止，而為規范”，其核心邏輯是區分“軍用”與“民用”，防范其危害國際安全，充分考慮各國在民用領域的合理需求。

此外，中國還主動建立“綠色通道”機制，對符合資質的海外企業加快審批流程，并在中美、中歐等關鍵貿易關系中靈活實施“臨時許可”。簡言之，規范化的出口管制并非“單方面設限”，而是通過明確的規則和高效的執行，減少國際市場的不確定性。

中國在稀土加工技術上的突破，也為全球合作伙伴提供了更高附加值的產品。例如，中科院物理所研發的“低鏑高豐度稀土永磁材料”，在保障磁性能保留86.4%的前提下成功減少鏑用量，將成本降低了31.3%。這一技術也正為多家企業嘗試應用。中國在技術領域的不斷創新，能讓稀土資源從“地緣博弈籌碼”轉化為“人類共同財富”。隨著稀土材料更多的性能被挖掘，中國在稀土加工領域的技術積累，將為全球清潔能源轉型提供不可替代的技術支撐。

中國的稀土治理，本質是一場“從被動供給到主動治理”的產業革命。通過法治化、綠色化、透明化的改革，將資源稟賦轉化為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既回應了本國生態保護與產業升級的需求，也為全球產業鏈提供了更安全、更穩定的預期。當前，全球正處于能源革命與科技革命的關鍵交匯點，稀土資源究竟該被肆意投入互相殺戮的武器，還是用于帶動發展的電池、芯片等民生產品，關乎人類的共同未來。中國已經用實踐證明，唯有超越“零和博弈”思維，通過規范治理與國際合作，才能讓戰略資源真正服務于全人類的科技進步與綠色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