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全球經濟和安全形勢處于巨大不確定性的背景下，正在加拿大召開的G7峰會受到廣泛關注。在50年的發展過程中，G7正在從“在分裂和對抗世界中凝聚西方國家合力”走向“在一個經濟全球化世界中制造新分裂”。

回溯歷史，G7成立于20世紀70年代中葉。當時，美蘇正處于冷戰狀態，西方世界內部也面臨著深層危機與分裂風險。美國實施美元與黃金脫鉤政策，直接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這一變動使得西方世界的經濟和政治局勢陷入嚴重危機。與此同時，石油輸出國組織對西方國家采取石油禁運措施，對它們造成巨大沖擊。因此，法德等西方國家推動成立G7。G7成立之初的核心功能，是協調西方國家在重大經濟與戰略問題上的內部立場，促使西方國家間形成“權力與經濟相互依賴”且不可分割的更緊密關系，最終確保西方陣營在冷戰中占據優勢地位。

推進經濟與戰略層面的內部整合協調，始終是G7維系自身活力的內生動力。然而，在演變過程中，G7實力與影響力的持續下降已是客觀現實：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G7國家占全球GDP總量的67%，而當前這一數字已降至40%左右，它對全球經濟事務的影響力顯著削弱；G7國家在全球人口中的占比也呈持續下滑態勢，從成立初期的約15%降至如今的不足10%，代表性越來越不足。

在后冷戰時期，強化西方內部“相互依賴”的共識，構建西方認同的“共同利益”，成為G7的主要功能。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經濟全球化進程加速推進，世界各國憑借自身發展活力，共同豐富并塑造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內涵和方向。在此過程中，G7始終試圖以西方標準來定義經濟全球化的規則。然而，隨著G7國家在全球經濟增長中的貢獻率不斷下滑，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日漸式微。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G7在全球地緣政治領域的作用反而是在持續增強。如今，G7已經逐漸背離包容性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淪為冷戰思維和集團對抗在當今國際事務中的典型代表。

近年來，G7在應對重大國際事務方面的能力越來越捉襟見肘。從全球經貿金融議題，到打擊恐怖主義、防止核擴散，再到氣候變化以及人工智能等前沿領域，G7的表現都不如人意。在烏克蘭危機中，G7選邊站隊、一味強化對俄制裁，以至于美國現政府都認為這種做法極端危險且不負責任。在全球治理領域，G7的局限性更是暴露無遺。與G20和金磚等機制相比，G7的協調行動能力與治理成效都明顯遜色。

G7強烈的排他性，使它在國際事務中越來越難有代表性，倒是日益暴露出“一小撮”的小集團狹隘性。該機制反復強調其成員價值觀高度一致的重要性，這種偏執的認識，使其站在世界文明多樣性下多數國家的對立面。而G7在實踐中表現出的功利性，更是嚴重削弱了它存續的合法性根基。G7在涉及俄羅斯問題上的做法可謂典型。1997年，為了迫使俄羅斯最大限度對西方作出妥協讓步，G7將其吸納進機制，變成G8。但當俄羅斯在維護自身核心利益時展現出堅定立場、拒絕讓步后，西方國家就將它“踢出”。

盡管如今不少西方人士認為G7仍然可以發揮凝聚內部共識、加強內部團結的作用，但事實證明，G7的表現已經越來越難如他們所愿。從英國堅持“脫歐”到美國現政府廣為人知的對G7的輕視態度，無一不表明，G7已難以有效應對現實問題，其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潛力愈發不足。G7始終強調西方價值觀和西方內部“相互依賴”的重要性，然而現實中的西方國家內部矛盾重重、裂痕深刻，以至于“西方”這一概念是否還能繼續適用，都成為國際社會廣泛討論和質疑的焦點。

當下的美國政府更是公開批評G7長期以來推行的“全球主義”議程，并通過對G7其他成員國發起的關稅戰，直接表明G7所說的“西方經濟一體化”目標的不可行性。而且，美國現政府反復聲稱要將加拿大變為美國的一個州，這在包括G7在內的眾多西方國家內部引發強烈震動，加速了其內部的分裂。可以想見，“三觀”如此不同的G7成員國不可能提出一個真正有效的建設性行動方案，更難如一些西方精英所期待的那樣將G7機制進一步推向亞太國家，使后者成為西方在全球挑起地緣政治競爭、制造分裂的工具。

G7已經成立50年。它初建時那個分裂對抗的冷戰世界，早已演變為當今各國命運休戚與共、經濟深度交融的經濟全球化時代。6月初，《外交事務》網站刊載了國際關系學者羅伯特·基歐漢與剛剛去世的哈佛大學學者約瑟夫·奈共同撰寫的文章《漫長“美國世紀”的終結》。他們在文中告誡西方決策者：“世界相互依賴的趨勢是不可逆的。”這句警示可被視作對此次G7峰會與會者的一句諫言。當下G7所持的理念與具體實踐，已與現實世界嚴重脫節，它唯有認清世界發展大勢，才可能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作者是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