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隨著華盛頓計劃在未來 25 年內將美國民用核電產能翻兩番，有美國政客借機渲染此舉措將保證“生產足夠的電力贏得與中國的人工智能決斗”。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相關話題展開討論。

王勇：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美國研究中心主任

肖茜：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

林伯強：廈門大學管理學院講席教授、中國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長

相關措辭凸顯地緣政治算計

王勇

美國新政府近期發布行政命令，計劃加速核電站建設、簡化審批程序，以擴大電力供應，意在支持人工智能（AI）技術發展并在全球AI競爭中保持領先地位。而美國高官公開表示，此舉旨在獲得足夠的電力來“贏得與中國的人工智能決斗”。這一政策表面上反映了華盛頓對振興美國制造業、能源安全與相關技術進步的重視，但其背后對華政策的競爭基調卻引發深思。當前華盛頓過度強調對華競爭性，夸大中國經濟技術威脅，可能最終并不利于其目標的實現。

核能作為一種高效、低碳的能源形式，在全球能源轉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民用核反應堆，現存90多座，但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核電發展因高成本、嚴格監管和公眾疑慮而放緩。美國新政府的行政命令旨在通過簡化審批、提供財政支持和推動小型模塊化反應堆（SMR）技術，重振核電產業。這一舉措不僅是為了滿足國內能源需求，更與AI的迅猛發展密切相關。根據國際能源署（IEA）數據，全球數據中心2022年耗電量占全球電力需求的1%-2%，預計到2030年可能翻倍。核電以其高能量密度和低碳特性，成為滿足這一需求的理想選擇。

華盛頓將核電與AI發展掛鉤，明確指向與中國在技術領域的競爭。“人工智能決斗”的措辭，凸顯了政策背后的地緣政治算計。中國近年來在AI領域取得顯著進展，2023年全球AI專利申請中，中國占約40%，美國為15%。因此，美國新政府的政策顯然是為了應對中國技術崛起，試圖通過能源優勢鞏固美國在AI領域的全球領導地位。

然而，將中國定位為主要競爭對手，強調“決斗”而非協作，華盛頓忽視了兩國經濟與技術的互補性，恐將導致戰略誤判。將中美關系簡化為“人工智能決斗”，更是一種誤導性敘事。中美經濟在全球產業鏈中高度互補。美國擁有成熟的核電技術和AI創新生態，但面臨高昂的建設成本和復雜的監管環境。中國則憑借統籌決策和有效投資，在核電建設速度和AI應用場景拓展上展現優勢。美國在高端芯片設計、AI算法方面領先，而中國在制造、供應鏈整合和市場規模上具有優勢。AI和核能的發展不是零和游戲，而是可以通過合作實現共贏。例如，核能技術的國際協作（如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堆ITER項目）已證明，技術共享可以加速全球能源轉型。同樣，AI的倫理標準、數據安全和算法透明度等議題需要全球協調。華盛頓的競爭敘事可能導致不理智的決策，如過度補貼核電項目或限制國際學生赴美學習AI技術，最終損害美國自身的創新生態。

華盛頓應調整對華政策，從競爭轉向合作，以實現核能與AI領域的共同發展。具體而言，中美可建立核能技術合作框架，發揮在核能領域的各自優勢。美國在核安全標準和小型模塊化反應堆技術方面領先，中國則在建設效率和成本控制上占優。雙方可通過技術交流、聯合研發和標準互認，共同推動第四代核電技術和核聚變研究。例如，可設立中美核能創新聯盟，聚焦小型反應堆的商業化應用，降低全球核電建設成本，助力碳中和實現。

推動AI領域的全球治理合作。AI技術的發展涉及數據隱私、算法偏見和安全風險等全球性問題。中美作為AI領域的領跑者，可共同牽頭制定國際AI倫理與技術標準。例如，可通過聯合國或G20框架，發起更具權威性的AI全球治理論壇，引領國際社會共同應對AI帶來的社會和安全挑戰。

總之，核能和AI的最終目標是造福人類，而非服務于地緣政治博弈。華盛頓加速核電建設和AI發展的戰略，是對全球技術與能源轉型趨勢的積極回應。然而，將中國視為主要競爭對手的立場，忽視了中美經濟的互補性和合作的潛力。過度強調對抗不僅會消耗美國的國力和信譽，還可能阻礙全球技術進步。相反，通過合作中美可以實現技術共享、成本降低及全球治理的協同效應。華盛頓應以開放的心態調整對華政策，攜手中國共同應對能源與技術領域的全球挑戰，為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貢獻力量。

科技進步的本質是開放與合作

肖茜

1957年10月4日，在冷戰高峰期，蘇聯率先將人類首顆人造衛星“斯普特尼克1號”送入地球軌道，震驚美國，成為美國歷史上的“斯普特尼克時刻”。此后，美國領導的西方世界全力遏制蘇聯，并展開科技與軍備競賽。

如今，冷戰早已結束，但美國戰略界、政界仍未走出冷戰思維，繼續將其他國家作為競爭對手和假想敵，利用“斯普特尼克時刻”反復激發公眾焦慮情緒，擔心美國被競爭對手超越。今年1月，當中國公司DeepSeek以低成本、高效率的創新路徑突破美國封鎖，華盛頓一些人就渲染21世紀人工智能（AI）的“斯普特尼克時刻”正在到來。

8年前，美國在人工智能發展上就以維護自身技術霸權，防范中國趕超為主要目標。2017年12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國定位為“挑戰美國實力、影響力和利益”的“戰略競爭者”和“對手”，強調AI等新興技術是中美競爭的關鍵。華盛頓通過出口管制和供應鏈重組，限制中國獲取先進AI技術；實施“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嚴格審查并限制中資背景基金對美國高技術企業的投資收購，阻斷中美在半導體領域的資本與技術交流合作渠道，并通過“中國行動計劃”打壓和限制中美科技交流與合作。

拜登政府時期，美國采取了更加系統性的對華競爭策略——“小院高墻”政策，繼出口管制、金融制裁、高額關稅、對內投資審查之后，又于2023年8月簽署第14105號行政命令，將美國對外投資也納入監管和控制之下。此外，拜登政府加強與盟友國家協調AI技術標準、供應鏈安全，并在任期最后發布“AI擴散規則”，進一步限制AI芯片對華出口和擴散。

今年1月，美國新政府上臺后，其對華科技政策備受關注。首先，特朗普團隊在競選期間就承諾將廢除拜登有關人工智能的行政命令，以加速硅谷的 AI 研發，以放松監管、支持科技創新來確保美國在與中國的AI 競爭中保持優勢。其次，新政府上任之初引入了多名科技界巨頭作為團隊成員。另外，以DeepSeek為代表的中國AI企業快速發展，引發美國內廣泛質疑華盛頓還能拿出什么政策來延續對華技術封鎖。遺憾的是，從近期出臺的AI相關政策來看，華盛頓仍然沒有跳出零和對抗思維，在開放與共享成為發展潮流的數字化時代，“對抗中國”卻仍是華盛頓在AI領域做決策的主軸。

5月13日，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在宣布啟動對拜登政府“AI擴散規則”的廢止程序時，宣布了三項新舉措，進一步加強全球AI芯片出口管制，目的是想打擊中國AI產業發展。其中，就包括限制 AI 芯片用于中國 AI 模型，強化對中國 AI 產業發展的技術封鎖，以確保美國半導體技術在全球供應鏈中的絕對主導地位。

5月2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計劃在未來 25 年內將美國核能產量翻兩番。行政令的草案摘要顯示，特朗普將動用美國《國防生產法案》，以美國在濃縮鈾、核燃料加工以及先進反應堆組件領域“依賴中國和俄羅斯兩國”為由，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事實上，美國仍然是世界領先的民用核電國家，擁有 94 座運行中的反應堆，遠超各自擁有50多座反應堆的法國和中國。

不難看出，與中國競爭，將中國作為對手，已成為美國政客實現自身目標的幌子，無論這些舉措是否有效，是否合理，能否真正“讓美國更加偉大”。然而，當前智能時代的世界早已不是冷戰時期那個各自為營、互相封鎖的世界。科技進步的本質是開放與合作，而非封閉與對抗。美國從零和博弈的冷戰思維出發，專注于限制和防范對手，最終只會作繭自縛、自毀長城。在這場重塑全球科技力量格局的持久博弈中，自主創新與開放合作的能力邊界，將決定一個國家能否贏得戰略主動；而堅持合作共贏，為各國現代化賦能，為人類造福，為世界提供新機遇，才是一個國家持久發展的最大動力。

美發展民用核能面臨多重挑戰

林伯強

美國總統特朗普不久前簽署行政命令，旨在支持美國民用核能快速發展。具體內容包括為現有反應堆升級提供融資支持，縮短新反應堆審批期限以及增強鈾礦的開采和濃縮能力。

華盛頓提出這一系列支持措施不僅是為了實現美國核能產業的復興，更是希望通過大幅提升核電供應能力，來滿足近年來AI迅猛發展導致的大量新增電力需求。總之，美方這一決策的背后，既有對能源安全和能源獨立的考量，也有對AI時代掌握技術主導權和發展優勢的戰略布局。

長期以來，美國的電力需求一直比較平穩。近年來，AI的超預期跨越式發展給美國電力系統帶來了新的壓力。根據《麻省理工科技評論》發布的分析報告，美國總電力消耗的約4.4%來自數據計算中心。美國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2023年的預測報告顯示，到2028年，AI的年耗電量可能達到全美22%家庭用電量的總和。AI的計算和推理都依賴于大規模數據中心的算力支持。由于數據中心承載著高性能計算、深度學習和大數據分析等計算任務，對電力的需求不僅量大，而且對供應穩定性要求也高。所以，必須通過穩定可靠的電源供應來滿足AI發展需求。

與此同時，華盛頓認為中國在AI領域的快速發展給其帶來競爭壓力。目前，中美雙方在AI技術創新、基礎設施建設和人才培養等領域你追我趕。美國憑借其先發技術研發積累及優勢和強大的人才儲備，在AI領域依舊處于相對領跑地位。而中國通過算法優化、算力基礎設施建設和應用場景拓展在AI領域也開拓出自身優勢。尤其是美方認為DeepSeek的橫空出世展現了中國在AI領域的雄心與實力。為此，華盛頓認為，核能因其發電穩定性高和碳排放較低成為美國支持AI發展的理想選擇。核電能夠提供持續可靠的穩定電力，滿足數據中心的苛刻要求。核電復興發展戰略正成為美國維護AI競爭優勢的關鍵手段。

盡管美方出臺的核電支持政策雄心勃勃，但是通過押注式發展民用核能的計劃卻面臨多重挑戰。

一是其國內鈾礦開采和加工能力較弱。制造業空心化導致的關鍵部件和設備生產能力下降，進一步限制了核能項目的快速推進。總體來看，當前美國制造業的成本競爭力較弱，生產效率和成本控制能力不如中國，導致核能項目從設計到施工的每一環節成本高企。

二是美國各類基礎設施建設和設備采購依賴進口，進一步加大了核能建設的難度和成本的不確定性。由此種種不足引發的高成本問題是美國核能發展的重要阻礙。例如，美國在近20年里只批準建設了沃格特勒這一個核電項目。該項目預期建造兩臺西屋公司AP1000機組。2009年，沃格特勒項目選址正式開始，最初預期項目將在2016年正式投入商業運營，預估總造價大概為140億美元左右。但在實際建設過程中，沃格特勒項目的完工日期一拖再拖，2023年才商業運行，并且成本不斷超出預算，總造價估計已經超過300億美元，是預算的2倍多。

三是盡管美國擁有三代核電技術，核電建設人才儲備近些年出現明顯不足，難以支持核電大規模快速發展。從沃格特勒案例看出，其實操能力令人擔憂。核電建設周期很長，美國核電建設成本由于制造業短板、貿易戰影響進口、實操人才儲備不足，將導致很大的成本不確定性，都可能影響投資的積極性。

從過去二十年的發展來看，美國與中國在核能建設上的差距愈發明顯。中國依托強大的制造業基礎和政策統籌能力，展現出高效的規劃和執行力，目前全球絕大部分的核電在建項目都在中國。而美國在協調性和長期可持續性上明顯不足，項目推進往往受制于多方利益博弈、核電建設人才和資金短缺。由于美國核電發展步伐緩慢，當前白宮核電政策能否快速推動美國核電發展還有待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