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第二個任期首次出訪仍然選擇了中東地區，此次出訪的三個國家（沙特、阿聯酋、卡塔爾）正好是中東地區財力最雄厚的國家。13日，美國與沙特簽署一項戰略經濟協議，沙特將向美國投資6000億美元。此前有分析稱，特朗普此行訪問的首要目標與核心訴求，就是聚焦經貿合作，“變現”經濟利益。

特朗普此次中東行目的有三：其一是讓受訪國更多購買美國國債，以緩解美國的債務壓力。二是促使各國加大在美直接投資，以實現美國“再工業化”目標。其三是捆綁軍售訂單與航空采購，提振美國實體經濟。本質上，這三大目標都是試圖將海灣國家的財富轉化為美國實力的有力工具，強化美國國內經濟與產業發展。美國與沙特等海灣國家在經濟和軍事領域的合作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從長遠來看，這種合作具有一定的排斥性。在石油領域，雙方具有競爭關系；而在武器領域，中東也面臨其他國家優質軍備的吸引。未來，沙特等國可能會進一步增加對非美國武器的采購，這將逐漸削弱美國在該領域的市場優勢，并可能引發“此消彼長”的替代效應。

從海灣三國的考量來說，其近年來戰略自主顯著提升，但尋求美國安全保護和經濟合作仍是其對外政策重點。以加大對美投資換取美國軍火和安全承諾，符合三國戰略利益。

需指出的是，美國“交易型外交”看似互惠互利、各取所需，實則是美國對中東的“經濟收割”。美國歷史上存在兩種帝國主義路徑：一種是由威廉·麥金萊和西奧多·羅斯福為代表的孤立主義、保護主義和殖民主義路徑；另一種是由伍德羅·威爾遜開啟、由富蘭克林·羅斯福踐行的全球主義、自由主義路徑，也就是二戰后美國主要實踐的霸權路徑。它強調“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而不是依靠武力征服，依靠跨國資本流動實現資本增值而不是借助殖民擴張獲利，向盟友提供公共安全產品而不是各掃門前雪，推動自由主義價值觀而不是搞強權政治。

美國新政府外交政策的總特點，被認為是摒棄戰后美國長期奉行的全球主義外交路線，重拾20世紀之前的孤立主義和“炮艦外交”政策。這種邏輯在地緣政治上體現為強調領土兼并和暴力擴張，經濟上轉向關稅壁壘和保護主義，外交上轉向工具性交易優先和意識形態保守化。

美國的中東外交實際是將地區盟友作為牟利工具，借助自身強勢地位謀求壟斷性利益，并努力將中東國家的戰略資源綁定到美國軍工復合體的利益鏈條上，將盟友的安全需求異化為美國軍工復合體的利潤來源。與此同時，美國政府的中東政策，很可能日益從“離岸平衡”轉向“亂中取利”。此次中東之行，華盛頓更深層的戰略考量在于重塑中東地緣格局。美國試圖通過強化同海灣國家的經濟與軍事合作，為“解決”伊核問題增加籌碼。此外，美國很可能重啟《亞伯拉罕協議》，推動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關系正常化。但由于以色列正在加沙加大軍事行動，阿拉伯國家很難與以色列重啟正常化進程。這就使美國政府的“戰略設計”面臨現實困境：既要維持其一貫偏袒以色列的戰略承諾，又要爭取阿拉伯國家支持。然而，近期美以矛盾加深，似乎預示著這種戰略存在兩頭落空的危險。

總的來說，美國“交易型外交”在中東的戰略落子，也折射出其中東政策正顯露“短視化”特征，即為追求短期經濟利益，不惜犧牲地區穩定。歷史經驗表明，單純依靠軍事威懾和經濟捆綁無法實現地區長治久安。此次中東行看似風光無限的“萬億美元大單”背后，實則是美國霸權邏輯的慣性延續。歷史證明，將盟友工具化的外交策略短視且危險，只會透支美國的戰略信譽。美國若繼續沉迷霸權思維，可能會逐漸失去中東國家乃至更多國家的信任。（作者分別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區域國別研究院中東研究所所長，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