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近些年來在科技、經貿等領域不斷加大對華遏壓，持續擠壓中美經濟關系的發展空間，不少人由此擔心會引發一場“新冷戰”，甚至導致中美經濟“脫鉤”。筆者認為，這種“脫鉤論”是沒能充分考慮世界歷史進程的一種假設，即只把能看到的現實性結構進行因果推演，而看不到進程性結構的歷史性演化。

回顧歷史可以發現，世界范圍內的大國競爭形式經歷了一系列變化，從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大國下場投身熱戰，到冷戰時期雖然摻雜“代理人戰爭”但以意識形態對抗為主，再到冷戰結束以來以產業鏈供應鏈為基礎的全球價值鏈競爭。當下美國對華遏壓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不愿看到中國向著全球價值鏈高端攀升，聲稱這會危及其包括美元在內的霸權支柱。不過，無論美國為了維系全球霸權而如何“不惜代價”，中美兩國仍需發展經貿關系，這是世界歷史規律所昭示的。

換言之，當前出現的所謂中美經濟“脫鉤論”是一個偽命題。為什么這么說？“世界市場”是關鍵答案。世界市場的形成是經濟全球化的決定性時刻，也開啟了以“世界”為主體的歷史。作為人類文明史上一大關鍵詞的“世界市場”，具有多重啟示意義，也對中美關系演變有著重大影響。

“斯密定理”驅動下的世界分工體系

談到中美經濟不會“脫鉤”的原因，不少人可能首先會想到“斯密定理”——分工提高效率，市場越大，分工程度越高，效率也就越高。盡管這是常識，還是有必要再簡單勾勒一下基于世界市場的分工現狀。

美國目前的經濟結構很大程度上就是世界市場分工的結果。二戰結束之初，美國GDP占到世界的56%，幾乎能生產所有門類的工業產品。隨后，美國實施的“馬歇爾計劃”以及類似的經濟扶持培育了德國和日本兩個制造業強國，但它們的政治同質性和經濟規模都不足以“威脅”美國，甚至可以作為美元霸權體系下的一種補充而存在。即便如此，美國當年還是倚仗強勢地位強迫日本放棄相對發達的芯片產業，并強迫日本車企前往美國設廠以促進當地就業等。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世界見證了中國作為新興市場國家代表的快速發展。新中國成立后逐漸建立起來的全工業體系，加上改革開放以來大規模吸引和利用外部投資，塑造了中國大而強的產供鏈，并使中國站上世界產供鏈的中樞位置。世界級的體量、超大規模市場以及深度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使中國長期成為“世界工廠”并在此基礎上向著“智造強國”邁進。

深受經濟“脫實向虛”和“產業空心化”拖累的美國，越來越將中國視為“威脅”，并將本國出現的“鐵銹帶”等問題歸咎于經濟全球化，歸咎于“斯密定理”塑造的全球產供鏈結構。但實際上，美國絕非經濟全球化的輸家，而是實實在在的大贏家。1980年美國GDP占全球25%，2020年依然大概如此；1980年美國GDP達到德國的3.02倍、日本的2.53倍，2020年則分別是德國的6.5倍和日本的6.8倍。考慮到全球南方國家的群體性崛起，美國依然維持這個水平，表明它確實是這波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美國經濟保持大幅領先的手段之一，是利用“美元潮汐”收割世界財富。聚集了大量財富的美國為什么還是出現了“鐵銹帶”這樣的問題？表面上看是財富分配問題，更深層次原因在于政治制度，導致現在的美國只是1%美國人的“民治、民有、民享”。

美國政府現在試圖借助保護主義手段推動制造業回流，但顯然用錯了政策工具。“斯密定理”作用下的世界市場分工，或者更廣泛層面的經濟全球化進程，不可能被關稅等保護主義操作逆轉。

“世界市場”揭示歷史與現實演進的邏輯

《共產黨宣言》開篇中幾次提及“世界市場”。比如，“大工業建立了由美洲的發現所準備好的世界市場。世界市場使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發展。這種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工業的拓展，同時，隨著工業、商業、航海業和鐵路的擴展，資產階級也在同一程度上發展起來……”等。

這些經典論述建立在歐洲近代史特別是歐洲民族國家成長史的基礎之上。第一，世界市場催生一個新的階級——資產階級。哥倫布等航海探險家并非新興資產階級，但當大航海把地理上的世界連成一個經濟上的“世界”時，資本主義組織化經濟體系和資產階級隨之誕生。緊接著，資產階級在經濟上的地位演變成政治統治和政治制度。這就是世界市場的政治制度價值。

總體來看，資產階級以及資本主義制度的形成，與歐洲民族國家的出現具有一定同步性。歐洲民族國家的出現有賴于兩根支柱：一是“戰爭制造國家”，這樣的財政—軍事型國家又多好戰，頻繁發動戰爭；二是海外貿易和殖民地擴張，并衍生出作為一種政治思潮的帝國主義思潮。

為什么說大航海是世界歷史的一道分水嶺？很大原因就在于世界市場的形成。世界市場啟動了貿易全球化，貿易全球化進一步刺激了歐洲國家追逐財富的欲望，而在當時，歐洲國家普遍認為要想獲得財富，就需進行海外擴張并加強自身軍事實力和國內政治建設。在這個意義上，歐洲的海外擴張與民族國家的發展是同步的。或者說，海外擴張是推動歐洲民族國家形成與成長的一個重要因素。

西方政治發展研究的現代化起點就是同步出現的代議制和民族國家，而它們都建立在世界市場之上。看看歐洲地圖，這樣的面積容納那么多民族國家，生存空間有限，只能依賴世界市場而存在。這也是19世紀后期帝國主義作為思潮在歐洲民族國家流行起來的國內政治邏輯。因此，世界市場是歐洲民族國家成長的催化劑甚至“生命線”。這是世界市場在“國家”層面的性質與邏輯。

世界市場具有政治制度價值和民族國家存亡邏輯的雙重作用，這個結論具有戰略認知意義。世界歷史告訴我們，雖然西方政治制度和民族國家都因世界市場而誕生和延續，但并不意味著西方各國的國家利益絕對一致，而是具有沖突性甚至對抗性。這是17世紀以來西方國家之間、列強與非西方國家之間頻頻發生戰爭的世界市場根源，也是兩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根源所在。

歷史映照現實，這就是為什么當美國政府在全球范圍內挑動關稅摩擦時，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以及歐洲主要國家普遍表示批評和反對，也是為什么絕大多數國家選擇與中國密切經濟關系。對于那些以世界市場立國的國家來說，具有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并且堅持高水平開放的中國，意味著民眾福祉和發展紅利。

基于世界市場“極”變理解百年變局

當年，歐洲各國構建大西洋世界體系，靠的是生產力優勢和以此為基礎的軍事優勢；英國把這個世界體系擴展到全世界，并使西方長期統治非西方世界，靠的也是工業化生產體系優勢和以此為基礎的軍事優勢。今天，中國建成世界上最完整的工業化生產體系，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乃至廣大全球南方國家群體性崛起，正在打破西方對于先進生產力的壟斷，進而推動已經維系數百年的世界權力格局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變革。這也是美國等西方國家陷入“焦慮”的原因所在，它們焦慮自己喪失長期享有的壟斷權，喪失超越經濟本身的壟斷紅利。

但全球價值鏈的“極”變，終會帶來世界市場以及世界政治的多極化轉變。就此而言，世界市場結構的“極”變，成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底層邏輯。這也自然地呼喚著能夠解釋這種巨大變化的新范式新學科。

至此，人們應該明白，“世界市場”的學術意義不同于國際政治經濟學（IPE）。如果說后者討論的是現實性或結果性結構，世界市場的政治學則是研究進程性或者說深層結構。基于世界市場的世界歷史告訴我們，國家之間因為市場分工而形成相互依賴的關系；同時，建立在世界市場基礎上的國家尤其是西方民族國家具有經濟利益上的沖突性乃至對抗性。基于這些規律，我們可以發現，中美經濟之所以不可能“脫鉤斷鏈”，一方面是因為市場分工所形成的相互“纏抱”或相互依存之勢；另一方面，美國也根本不可能建構一個經濟利益同盟來圍堵中國，因為那些國家各自的經濟利益本身具有沖突性甚至對抗性。政治思潮層面的“意識形態同盟”，在世界市場面前不會牢固。

時代呼喚新的國際問題研究方法和范式，這就是以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為基礎、從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出發的世界政治學。世界政治學研究的是基于世界市場的政治思潮所誘發的制度變遷，以及由此塑造的大國關系和世界秩序。西方傳統的國際關系三大流派（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既不能回答世界秩序的起源與變革問題，也無法解釋不同于西方“國際關系”的中國“天下觀”邏輯。正因如此，中國國際關系研究需要加強理論創新，而非沉迷于做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好學生”，在既定框架內修修補補，那種研究不可能帶來范式意義上的理論創新。（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國際關系學院院長、澄海全球發展與安全高等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