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經濟再生大臣赤澤亮正與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在華盛頓就關稅問題舉行的會談，近期成為國際輿論關注的焦點。美國彭博社評論稱，“此次美日談判意義重大，不僅關乎日本利益，更可能影響全球經貿格局。作為美國關鍵盟友的日本如果無法與美方達成協議，其他國家更難有所突破”，而事實似乎也在往這個方向發展。雖然美方宣稱談判“取得重大進展”，然而赤澤亮正的表態卻截然不同：美日之間仍存在巨大分歧，現階段根本不可能立即達成協議。

日本在關稅談判中的強硬態度或許出乎美國人的意料，但實際上，日本在美國關稅大棒下可能遭受的損失已經超出了日本政府能夠承受的范圍。本屆美國政府上臺后很快便對日本下手，對進口自日本的鋼鋁產品增加關稅，隨后又將這一范圍擴大到了汽車領域，直擊日本支柱產業。日本政府一開始主動放低姿態，積極與美方進行溝通。日本首相石破茂2月訪美時，曾極力向美國總統特朗普表明日本對美國經濟和就業的貢獻，還承諾將對美投資擴大到1萬億美元，并增加采購美國液化天然氣和武器裝備。然而，美國并未對日本“網開一面”，而是往日本經濟最關鍵的部分狠狠“下刀子”。14日，石破茂罕見對美發出“警告”，稱美國的關稅政策“可能擾亂全球經濟秩序”；21日，石破茂表示，日本“并不打算唯命是從地按照美方要求承擔更多負擔”。可見，在美方的關稅大棒面前，日本或許已經“退無可退”。在這種情況下，日方被迫強硬表態，也是合乎情理的。

對日本而言，美國的關稅政策不僅可能動搖日本經濟的根基，更沖擊了日美同盟的互信基礎。以汽車產業為例：日本2024年對美出口汽車近150萬輛，金額高達400億美元，占對美出口總額的近30%。汽車相關產業在日本創造了550萬個工作崗位，美國又是日本汽車最大海外市場，一旦出口美國的日本汽車全都被加征25%的關稅，日本汽車將失去在美市場競爭力，進而影響國內產業鏈，動搖日本制造業的基礎。如果日本車企進一步向美國轉移生產線，則可能加速日本國內產業的空心化。更為致命的是，美國關稅政策的朝令夕改，使日本在今后4年里需要時刻面對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外部經貿環境，日本經濟、社會層面將一直“提心吊膽”，對美國的懷疑和不滿也將隨之增加。石破茂“罕見”地對美示強，反映的正是日本國內“疑美論”的抬頭。

此外，美國關稅政策帶來的沖擊不僅僅是20世紀日美貿易摩擦的翻版，也可能是新一輪西方陣營內部經貿關系的重置。為擺脫美國面臨的債務危機和產業困境，美國政府已經露出了對盟友予取予奪的霸權“獠牙”。《日本經濟新聞》評論稱，美國政府關稅政策的真實目的可能有三個：一是實現美國經濟由消費大國向制造業大國的轉變，二是同時維系美元的相對低位和全球基礎貨幣地位，三是重建與盟國的防務費用分攤安排。這與美方在談判中對日本提出的要求可以一一對應：催促日企加快推進在美投資建廠，敦促日元兌美元匯率升值，以及要求日方提高防務費用開支、承擔更多美國駐軍費用。這三條中的任何一條，都可能對日本經濟構成難以承受之重。

歷史不會簡單重復，但總是驚人的相似。20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如日中天之際，美國通過“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大幅升值，間接刺破了日本經濟泡沫，使日本經濟陷入被稱為“失去的三十年”的長期低迷。經歷漫長的低谷后，近來日本經濟終于有了一些回升的態勢，卻再度面臨美國的強勢打壓。如今，日本的經濟整體規模占美國經濟總量的比重，已從巔峰時的70%以上降至目前的不足15%，日本已遠無20世紀所謂“買下美國”的底氣。面對美方的漫天要價，日本其實并無太多可以討價還價的籌碼。

美日關系的急轉直下，暴露了美日同盟固有的脆弱性。日本在將本國的安全利益和經濟命脈與美國綁定之時，實際上已將國家的前途命運托付于人，必然需要承受不對等同盟關系中的任人擺布。時過境遷，“廣場協議”也許難以重現，但石破茂所說的“國難”絕非聳人聽聞。日美同盟面臨的新考驗只是揭示了一個老問題：沒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對日本而言，比達成協議更重要的，或許是在全球經貿秩序重構過程中，探索找回戰略自主和經濟獨立的方法。（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