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全球產業鏈分工體系正面臨自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以來最嚴峻的制度性挑戰。美國推行的“對等關稅”政策，假借貿易公平的名義，通過單邊強制手段，把關稅工具化、武器化，突破了多邊貿易體制的非歧視性等基礎原則，對具有全球公共產品性質的全球產業鏈的安全穩定造成極大威脅。

習近平總書記日前在會見來華訪問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時強調，“打關稅戰沒有贏家，同世界作對，將孤立自己”。美國的“對等關稅”政策，將國別間的貿易順差（逆差）問題簡單化為關稅問題，將復雜的全球價值鏈分工問題簡化為零和博弈問題，不僅難以實現其預設的政策目標，更可能通過扭曲資源配置、抑制技術擴散、人為重塑產業鏈布局、引發報復性關稅和非關稅反制等多重路徑，破壞全球產業鏈循環的生態，將世界經濟引入動蕩不安和衰退之中。

其一，“對等關稅”政策動搖了全球產業鏈貿易的制度根基。全球產業鏈的安全穩定運行，高度依賴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的非歧視性原則和互惠原則，既維護整體規則的權威性，又包容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利益訴求。然而，美國的“對等關稅”政策卻試圖以強制標準替代原有的多邊貿易制度框架，這種簡單化處理將引發三重連鎖反應。一是貿易爭端解決機制的威懾效力將減弱。當主要貿易國頻繁利用“國家安全例外”等條款規避多邊貿易規則約束時，多邊機制的約束效力必然會下降，此時違約成本與造成的實際損害間的平衡關系便被打破。二是發展中國家中小企業的議價權利被實質性削減。“對等關稅”政策使貿易成本趨于同質化，從而抬高了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弱勢經濟體的參與門檻，使其陷入“被邊緣化—失去話語權—持續被邊緣化”的惡性循環，這些經濟體中的大量中小企業，其參與競爭議價的權利也被削減了。三是經濟規律的引導作用被減弱。強加“對等關稅”，將使貿易決策的核心考量逐漸從經濟理性判斷轉向國際政治權力博弈，這種“政治套利”行為會直接動搖全球產業鏈協作的制度根基。

其二，“對等關稅”政策扭曲了全球產業鏈分工的要素配置。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國際分工經歷了“產業間分工→產業內分工→產品內分工”的演進過程，并進一步發展到當前以要素為界限的分工模式。根據要素稟賦理論，各國資源要素的差異和互補是構成國際貿易的根本動因。通過“對等關稅”手段人為否定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生產要素的異質性特征，必然會產生三重資源配置扭曲。一是知識要素的跨境協同創新網絡面臨破裂風險。中間品貿易原本承載著技術溢出的天然屬性，當中間品貿易的技術擴散通道受阻，后續創新所需要的知識要素積累將會出現斷層。二是勞動要素的空間配置被迫割裂。美國試圖通過“對等關稅”促進制造業回流，但這只會推高美國國內企業的生產成本、抑制國內的制造業投資，從而導致要素配置效率的損失。三是資本的價值取向出現異化。強加“對等關稅”，會迫使跨國企業的投資決策從遵循追求利潤最大化，轉向追求安全優先。這種反效率導向的資本流動，會使得全球資源配置逐步偏離效率最大化的軌道。

其三，“對等關稅”政策損害了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產業鏈分工的權利。全球產業鏈分工體系具有明顯的非對稱特征。發達國家憑借技術標準、品牌溢價與金融霸權占據全球價值鏈高端，而發展中國家則依賴資源稟賦與勞動力成本優勢，嵌入全球價值鏈中低端環節參與國際大循環。這種全球產業鏈分工是各國根據比較優勢進行的選擇。美國以貨物貿易平衡與否評判其在國際貿易中的整體獲益高低，并以此為由推行“對等關稅”政策，是極其片面的做法，不僅損害了自己的比較優勢，同時也損害了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產業鏈分工的權利，使發展中國家工業化躍遷的進程被政治權力所阻斷。依據幼稚產業保護理論，后發國家在工業化初期，需要通過適度的關稅保護實現技術追趕和產業升級，而強行施加“對等關稅”，將導致后發國家的本土產業暴露于國際競爭壓力之下，形成技術封鎖下的“產業升級天花板”，從而固化“中心—邊緣”式的價值鏈分工，發展中國家產業政策的選擇權被實質性剝奪，最后會削弱經濟脆弱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成員通過產業政策培育本國競爭力的可能性，進而加劇全球南北經濟鴻溝。

其四，“對等關稅”政策會使美國主導的全球價值鏈付出巨大代價。理論上看，“對等關稅”通過人為抬高貿易壁壘，可能迫使跨國公司加速縮短供應鏈，進而推動全球產業鏈轉向區域化重組，或返回美國本土生產。如技術密集型產業會趨向于“俱樂部化”，形成以技術標準壁壘為護城河的排他性聯盟；勞動密集型產業會選擇近岸外包，催生區域性產業飛地。但在實踐中，這一進程面臨四重約束。一是沉沒成本構成的剛性約束。數十年來形成的全球生產網絡，涵蓋物流配套、技術銜接、標準協同等多維度體系，這意味著產業鏈的重構需要各方面尤其是美國“鏈主”付出高昂的轉換成本。二是價格傳導形成的系統性壓力。中間品貿易的復雜性，使得單一環節的關稅沖擊會沿著產業鏈逐級放大，形成價格傳導的乘數效應，并通過消費者價格指數進一步傳導，最終導致全球通脹壓力。三是技術創新和供應鏈的銜接遭遇路徑依賴的阻礙。全球產業鏈模塊化生產體系的技術突破，需要大規模分工作為支撐。區域性替代網絡的建設會引致路徑依賴，使得全球產業鏈的技術擴散半徑縮短、規模效應削減、響應周期延長。尤其是在精密制造領域，單一中間品的斷鏈，就可以造成整條產業鏈停產。四是政策的搖擺和不確定性，將抑制企業長期投資的意愿。美國媒體指出，經濟模型預測表明，如果特朗普政府的關稅計劃全面生效，2025年美國的實際消費將下降2.4%，GDP將收縮2.6%，就業將下降2.7%，意味著數百萬個工作崗位的消失。而且，其負面影響將在未來15年陸續釋放，包括投資枯竭、生產力放緩、實際收入停滯不前等。

其五，“對等關稅”政策會造成全球產業鏈貿易福利的幾何級損失。美國的“對等關稅”政策選擇性地忽視了其在服務貿易領域的利益與長期存在的巨大貿易順差，尤其是其在高附加值服務領域近乎壟斷的格局，同時也忽視了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生產商和消費者在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中獲得的福利效用水平的提升。加征“對等關稅”，至少會從三個方面對全球產業鏈貿易造成福利損失。一是抬高進口商品價格從而減少消費者剩余。美國對貿易伙伴征收“對等關稅”，將導致國內企業面臨成本上升壓力，成本壓力最終會部分轉嫁至終端零售品的價格。例如，對電子產品零部件加征關稅，本土組裝商需承擔額外的成本增量，最終會傳導至消費者。這一過程形成的福利凈損失，表現為消費者支付更高價格、獲得更少商品，生產者剩余的增加根本無法彌補消費者剩余的損失。二是關稅引發的進口替代效應，可能降低終端產品的多樣性，進一步損害消費者福利。三是單邊關稅措施可能引發報復性關稅或非關稅反制的連鎖反應，加劇全球貿易量收縮與福利損失。譬如，一旦貿易伙伴國在美國服務貿易領域采取非關稅的筑高隱形壁壘形式的反制措施，將直接沖擊其服務業出口企業，從而影響全球服務貿易合作。

總之，美國的“對等關稅”政策，是試圖通過關稅杠桿重構全球產業鏈的舉措，這一舉措不僅違背經濟規律，更會引發全球產業鏈連鎖風險，把世界經濟拉進衰退軌道。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全球公共品性質與安全穩定，需要摒棄“逆差即損失”的重商主義思維，堅持多邊主義框架下的規則協商，以此實現全球經濟的包容性增長。比如，在世界貿易組織改革中強化服務貿易規則與數字貿易條款，保障知識密集型產業的跨境協作；通過國際稅收協調、知識產權互認等機制，平衡貨物與服務貿易的利益分配；調適發展權益的保障邊界，既維護發展中國家正當的發展權，又避免對其過度保護。總而言之，共建開放型的世界經濟，需要超越零和博弈的思維窠臼，在深化多邊協作中尋找最大公約數。

（作者：劉志彪、王兵，分別系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發展研究院教授、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