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4月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簽署兩項關于所謂“對等關稅”的行政令，并從9日起對中、歐、日等主要經濟體加征高額關稅。數日之內，市場震蕩，輿論如沸，特朗普又突然宣布對未實施報復性關稅的國家暫停政策90天。

堂堂世界第一強國，政策反復無常，表態一如鬧劇。這不禁讓人發問：興師動眾的美國大選為何選出這樣一個專業素養嚴重缺失的團隊？“三權分立”的政治架構為何無力約束總統權力的任性狂飆？

（一）

特朗普及其核心團隊的崛起，本質上是一場“反精英主義”與“反智主義”的勝利。

選舉政治中，傳統政治精英的“專業性”曾是選民考量的重要依據，但經濟失衡重構了美國社會對執政能力的評判標準。

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中低收入者生活水平大幅下滑，他們將經濟困境歸咎于跨國資本與政治建制派的合謀，對政治精英的信任度降至冰點。此時，特朗普推出的一系列MAGA框架下反精英、反全球化口號，成功將復雜的經濟結構轉型問題簡化為民粹主義與保護主義敘事，而他本人“政治素人”的身份以及“非專業”的人事安排，反而被視為打破固有精英官僚僵局的積極信號，吸引了大量擁躉。

“身份認同大于執政能力”的邏輯，已深刻影響了美國的選舉政治生態。大量選民將投票行為異化為群體身份的政治宣言，而非對執政能力的理性評估。這種以身份認同為核心的選民群體，使得國家領導者的專業能力不再是權力合法性的必要條件。

正如許多觀察人士指出，特朗普如此夸張的“對等關稅”政策只是一場“表演”，企圖通過極限施壓迫使貿易伙伴讓步，而后占據主動權，從中獲利。但隨著中國、歐盟等主要經濟體“奉陪到底”的反制舉措出臺，特朗普決策團隊對國際貿易格局的認知缺陷暴露無遺——本想掄起關稅大棒威懾他國以獲取談判籌碼，結果發現只是在裹挾本國民眾福祉，開啟了一場沒有贏家的賭局。因此，對近60個國家的高額關稅僅生效不到一天，特朗普便宣布對大部分國家暫緩“對等關稅”。

（二）

類似朝令夕改、翻臉如翻書的情形，在特朗普兩次任期中屢見不鮮。可是，即便特朗普及其團隊缺乏專業性，為何美國的制衡機制也集體失靈，眼睜睜看著一系列鬧劇發生？

目前看來，向來獨斷專行的特朗普偏愛利用制度漏洞。他上任后頻繁簽署行政命令，將其作為常態化治理手段，幾乎繞過了國會的任何實質性討論，被稱為“行政命令治國”。行政命令雖然很少被國會與最高法院推翻，但至少存在法理上的可能。而對于實行“對等關稅”、顛覆國際貿易秩序這種瘋狂企圖，簡單簽署行政命令似乎已經不能滿足其完全繞開國會的需求，因此更為“高效”的方式，就是依據美1976年頒布實施的《全國緊急狀態法》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再根據1977年頒布實施的《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加征關稅，這也是特朗普此次得以冒天下之大不韙，迅速推行對等關稅政策的基礎。

美《全國緊急狀態法》對構成“國家緊急狀態”的情形沒有進行界定，也沒有明確規定總統為緩解已發生的國家緊急狀態可以采取哪些具體措施，這就給了總統很大的自由裁量權。一旦總統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便會擁有很多在現有法律框架下不被允許的權力，能夠暢通無阻地繞開國會。

歷史上，美國總統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的大多數情況，本應是“緊急情況”真的發生，而在應對中為了簡化冗長的程序，乃至防止被國會中反對派掣肘才會使用。

特朗普卻反其道而行之，利用《全國緊急狀態法》沒有對“國家緊急狀態”進行界定的漏洞，將自身那些無法被國會認可的政策訴求列為緊急狀態所需，而后明目張膽大幅提升自己作為總統的權利，這也將美國分權制衡體系中的漏洞暴露無遺。

（三） 

特朗普的當選與執政折射出美國政治精英長期以來的認知悖論：在嚴防外部挑戰的同時，卻對體制內生風險視而不見。

冷戰結束后的幾十年以來，美國的綜合國力長期在世界上處于絕對領先的地位，強大的實力造就了美國對自身體制的過度自信與對外政策的霸權思維。美國建制派政客一向以懷疑乃至敵視的眼光防范其國際舞臺上的所謂“對手”，并采用軍事威脅、科技封鎖與經濟制裁等諸多方式進行全方位遏制，防止自己主導的世界秩序被挑戰。

但對國內體制的自信導致他們并未注意防范本國政客利用制度漏洞自行其是：短短幾個月，特朗普對包括自由貿易體制在內的世界秩序的破壞遠大于冷戰后美國的任意一個外部假想敵。正是這種高估外部競爭威脅，卻低估內部體制漏洞的背景，為特朗普如今的所作所為埋下了伏筆。

（四）

特朗普現象是民粹主義政客上臺與保守主義政策抬頭的開端。

曾在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中支持特朗普的美國億萬富翁、知名對沖基金經理比爾·阿克曼在社交媒體上發聲，將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比作經濟領域的“核戰爭”。那么，面對這場災難，自詡精巧的制度設計，如何避免危機的到來呢？

作者：王夢橋

作者單位：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發展合作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