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茂春 清華大學經濟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員

續明珍 清華大學經濟外交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一、單邊貿易保護政策和WTO上訴機構停擺危機使全球經貿規則遭到全面破壞

4月2日，特朗普政府進一步升級貿易措施，宣布對主要貿易伙伴實施所謂的“對等關稅”。4月7日，美方再次威脅對中國商品加征關稅，若中國不放棄反制，將從4月9日起對中國商品征收額外50%的關稅，使總關稅達到104%， 這一單邊行動不僅公然違反WTO規則，更加劇了全球貿易緊張局勢。

事實上，自2016年起，美國就多次否決世貿組織決定，拒不執行世貿組織判決，并威脅退出該組織。美國以所謂上訴機構“越權裁決”、“審理超期”、法官“超期服役”等多項問題為由，將上訴機構裁決與遴選掛鉤，29次動用一票否決權，單方面反對啟動對新法官的遴選程序。由于美國的阻撓，導致上訴機構的法官人數不足，從而被迫停止運轉。此外，美國政府還在世貿組織預算問題上施壓，大幅減少2020年預算案，將上訴機構的運營費用削減至此前的5%，使得上訴機構的運轉更加困難。

美國以現行規則“不公平”為由，阻撓新一輪多邊談判，表面看是程序之爭，實質是為了遏制新興經濟體通過爭端解決機制挑戰既有規則。上訴機構停擺的本質，是以“華盛頓共識”為基石的治理體系與全球價值鏈重構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不可調和。

二、中美在數字貿易、產業補貼等新規則領域的博弈焦點與趨勢：新時代呼喚國際經貿體制改革創新

WTO上訴機構的停擺和關稅規則的破壞對多邊貿易體系造成了系統性沖擊。其表現為造成了有效爭端解決機制的缺乏，導致貿易限制政策有增加的趨勢，全球貿易的不確定性增加，自由貿易規則得不到切實履行，世界經濟有倒退回“叢林法則”時代的危險。

隨著互聯網技術、數字金融、電商系統和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國際貿易規則體系迫切需要充實、完善和升級。遺憾的是，在傳統貿易規則失效的同時，數字貿易、產業補貼、技術標準等新興領域又成了大國博弈的焦點。中美兩國在國際數字貿易規制上的實踐差異主要體現在數據流動、知識產權保護、市場準入等方面。美國主張通過強化國內法規、建立高標準的數據保護規則等方式來維護其數字霸權地位；而中國則強調在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數據共享的前提下，逐步放寬市場準入限制，推動數字貿易的自由化與便利化。比如：美國曾試圖通過《美墨加協定》（USMCA）中的“毒丸條款”構建排華數字聯盟，強調數據自由流動與知識產權強保護；中國則主張“網絡主權”原則，推動數據本地化與跨境監管合作。雙方博弈的本質在于數字時代規則制定權與產業鏈控制權的爭奪。

中美在產業補貼新規則的博弈焦點主要集中在半導體產業的競爭、出口管制與技術封鎖、產業補貼的透明度和公平性以及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安全等方面。在產業政策領域，美國指責中國“扭曲市場”的補貼實踐，卻選擇性忽視自身通過《芯片與科學法案》、《通脹削減法案》實施的巨額產業扶持。這種雙重標準暴露了發達國家對新興經濟體技術追趕的焦慮。這些焦點無不反映了兩國在全球科技和經濟格局中的戰略競爭。

三、中國提出的改革方案體現了對發展中國家權益的保障

過去十年，全球經貿格局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深刻變革。數據顯示，2013-2022年發展中國家在全球貿易中的份額從42.3%升至49.1%，但決策權仍被西方主導的“綠屋會議”機制壟斷。

2018年，中國提出了世貿組織改革的“三個基本原則、五點主張”。三個基本原則是：改革應該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的核心價值，也就是非歧視和開放；改革應保障發展中成員的發展利益；改革應該遵循協商一致的決策機制。世貿組織有164個成員，每個成員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各不相同，發展模式也各有差異。“中國方案”的五點主張：一是反對個別成員以新概念和新表述混淆并否定多邊貿易體制權威性，反對“另起爐灶”；二是世貿組織改革應優先處理危及世貿組織生存的關鍵問題；三是改革應解決貿易規則的公平問題并回應時代需要；四是改革應保證發展中成員的特殊與差別待遇；五是改革應尊重成員各自的發展模式。

這些主張并非對現有體系的顛覆，而是通過規則創新以平衡效率與公平。例如，在電子商務談判中，中國聯合印度、南非等提出“發展導向型數字議程”，反對將跨境數據流動與市場開放強制捆綁；在農業補貼議題上，倡議區分生存型小農補貼與發達國家扭曲貿易的巨額農業支持。此類方案直指現行規則“形式平等掩蓋實質不公”的結構性缺陷。

當前國際經貿規則中，發達國家往往占據主導地位，發展中國家的聲音常常被忽視。中國方案注重發展中國家利益訴求的平衡與實現。在21世紀經貿規則重塑過程中，充分考慮到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階段和實際需求，致力于構建更加包容、普惠的全球經貿秩序，確保所有國家都能在平等的基礎上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中國方案幫助發展中國家提升貿易能力建設，增強其在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中的地位，使發展中國家能夠更好地參與到全球經濟治理和經貿規則制定中來，避免規則制定成為少數發達國家的“專利”，保障了規則的公平性與合理性。

中國方案以開放與合作為出發點，面對全球化帶來的機遇與挑戰，中國展現了大國的責任與擔當，始終主張各國應攜手合作，共同應對。以公平與非歧視為基石，主張建立更加公平的國際經貿秩序。自2024年12月1日起，中國對原產于同中國建交的43個最不發達國家100%稅目產品適用稅率為零的特惠稅率。關稅配額產品僅將配額內關稅稅率降為零，配額外關稅稅率不變。

四、中國方案對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的深遠意義

作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一直奉行貿易自由化政策和擴大開放政策。中國作為全球第一貨物貿易大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近30%，被世界各國賦予了很高的期望。

針對上述挑戰，中國提出的WTO改革方案聚焦三大維度：一是強化特殊與差別待遇，要求將發展中國家技術能力建設納入規則框架；二是推動數字貿易規則包容化，反對以“市場準入”為名侵蝕數據主權；三是建立產業政策“發展例外”機制，承認各國根據國情選擇工業化路徑的權利。

在其他多邊國際合作機制內，中國還提出過許多具體方案，有些方案在實踐層面已初見成效：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對基礎設施綠色轉型的融資支持、“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南南技術合作網絡、以及中國-東盟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的區域試驗，均為新規則的形成提供了實踐樣本。這些探索證明，以發展為導向的規則體系不僅能緩解南北矛盾，更能為氣候變化、債務危機等全球問題提供協同治理框架。

中國方案的價值不僅在于其具體政策主張，更在于它提供了一種可能：在堅持多邊主義的前提下，通過規則創新實現效率與公平、主權與開放、增長與可持續的動態平衡。這一進程或許漫長，但其方向已然清晰--全球治理的未來，必將是不同發展道路的共存、互鑒、促進和提升。

中國對多邊國際貿易組織提出的改革方案，順應了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中國倡導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實質是將“發展權”置于全球規則體系的核心地位，推動治理邏輯從“競爭性自由化”轉向“包容性增長”。 這標志著全球經濟治理從“西方中心論”向多元共治的歷史性轉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