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經濟全球化遭遇逆風，世界面臨百年變局下的諸多不確定性和嚴峻挑戰。曾被美國等西方國家標榜為發展道路圭臬的“華盛頓共識”不僅在廣大發展中國家中失去吸引力，也無法用來有效解決發達國家的內部問題。在圍繞更適合本國情況、更好回應國內訴求的出路進行的紛繁討論中，20多年前曾成為國際輿論熱詞的“北京共識”又被一些西方媒體提了出來，作為回應當下諸多全球性挑戰的諸多思路之一。

嘗試歸納中國成功經驗

2004年，約書亞·雷默，一個來自美國咨詢公司、經歷豐富的年輕人，帶著對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好奇，結合自己對中國的觀察和大量訪談，借用當時流行的“華盛頓共識”的造詞方式，提出了“北京共識”概念，用來說明中國取得舉世矚目發展成就的原因。當時，筆者作為訪談對象之一，曾經向他詳細介紹了中國各級政府的諸多創新做法，分享對于“將發展作為社會普遍共識”的分析。之后，還與他一起參加了圍繞“北京共識”召開的學術研討會。后來，由于學界對于這個概念是否能夠全面概括中國的發展經驗存在不同看法，加之國際輿論主要由西方主導，這個概念被提及的頻率有所減少。

然而，在當下美國政府單邊主義、保守主義和孤立主義言行日盛的背景下，“北京共識”被國外一些媒體重新提了出來，借以思考如何應對經濟全球化遭遇的頓挫，以及世界如何克服不斷加劇的國際合作瓶頸。

與有著十條具體政策內容的“華盛頓共識”相比，雷默在2004年提出“北京共識”時的三個原理性判斷，更加簡明扼要，但也因此更具概括性和原理性。第一條原理是通過創新來解決改革中的問題。雷默認為中國的實踐是對創新技術性含義的拓展，之所以需要不斷創新和試驗，是因為沒有完美的、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第二條原理是社會進步的標準不單單是GDP增長，更是經濟體系運行的穩定性、可持續性以及財富的均衡分配。這樣才能有效解決社會問題；第三條原理是發展中國家要利用國際地緣政治和經濟格局中的不對稱性，保持決策的自主性。因此，創新、發展和自主，是“北京共識”的三個基本內容。

實際上，對于生活在不斷深化改革開放時代的廣大中國民眾來說，創新、發展和自主并不是什么新鮮概念，早已經是耳熟能詳的詞匯，它們反復出現在黨和國家的各項重大政策文件之中。這些原則也不只是改革開放時代才總結出來的，而是基于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革命建設時期的探索總結，并在新的時代得以充實，效果得以更大程度的彰顯。正是由于堅持了這些原則，中國才能在積極加入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抓住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會和條件，實現經濟高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

“北京共識”強調的不是非此即彼的具體政策，而是因時因勢的治理原則，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學者和政界人士看來，這些正是優于“華盛頓共識”以及“后華盛頓共識”之處。即便國內國際聯系日益緊密，國家之間交往更為深入，但各國情況依然千差萬別，沒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治國理政方案，更不能用約束強制等方式從外部強加。

至今依然彰顯獨特價值

既然“北京共識”是對一個后發大國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并實現快速發展的成功總結，那么其揭示出來的原則是否對其他發展中國有所啟發，再進而言之，在經濟全球化進程遇到困境，逆全球化、去全球化、再全球化等思潮和做法層出的今天，這些原則是否依然有其獨特價值呢？

答案是肯定的。主要原因有四：

首先，盡管經濟全球化進程遭遇各種阻礙和挑戰，世界局勢動蕩不安，但和平發展的時代主題并沒有改變，反而成為國際社會各方更為迫切強烈的吁求。要解決各種新老問題，必須堅持創新和發展，只有不斷創新，才能填補權力轉換、制度擱置造成的各種“真空”，只有不斷發展，才能有條件應對更多更大問題帶來的各種“赤字”。

其次，隨著世界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各種不確定性和風險不斷涌現，既不能消極等待問題自然解決，也不能簡單套用冷戰時期的二元思維，通過區分敵我來轉移矛盾、轉嫁禍根。只有通過在國際觀念和制度層面鼓勵探索創新、包容試錯，才能為走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找到合適的路徑和可行的方案。

第三，在各國國內治理遭遇普遍性挑戰的情況下，無論是制度成熟完備的發達國家，還是制度建設依然在路上的發展中國家，都不能把新舊交織的復雜治理局面簡單化地“交給制度”，讓其自行調整消化，更不能任由霸權國家用簡單粗暴的方式制造新的動蕩和分裂，掩蓋深層痼疾，而是必須將創新與發展有機結合起來，通過不斷創新激發制度的潛力和社會的活力，通過發展做大蛋糕，為緩和利益分化和解決相關問題提供扎實基礎。

第四，個別大國在國際上的肆意霸道行為，已經成為引發國際格局持續動蕩的一大原因。有人可能會說，這從極端的一面說明了自主決策的“后果”。但事實恰恰相反，這實際上提醒了包括一些發達國家在內的國際社會成員，在一個相互聯系的時代，什么才是真正的“自主決策”。自主決策不是損人利己的單方面決策，那樣只會導致問題的惡化。維持和推進各個領域的交流合作，是自主決策的前提，也是其落腳點之一，因此自主決策都是有條件的、相對的，拋棄了相互聯系這個基本的約束條件，就失去了自主決策的意義。對于世界各國來說，只有在相互聯系中保持決策自主，才能將自身的發展與世界的發展聯系在一起，不斷獲得外部條件的支持。

“北京共識”帶來什么啟發

在當前動蕩失序的世界中，中國一以貫之地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推動世界各國實現共贏發展，這一形象變得更加清晰突出。中方強調，改革開放使中國快速進入世界市場、大踏步趕上時代，是中國的基本國策。外資企業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參與者，是中國改革開放和創新創造的重要參與者，是中國聯通世界、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參與者。中國將繼續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與更多力量合作，共同推動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這樣的立場有助于在當下時代，思考“北京共識”帶給世界的啟發。

首先，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始終堅持開放，追求共同發展、責任共擔。共同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需要的不是毫無顧忌的甩鍋和破壞，而是更加積極的態度和更有建設性的舉措。在一個已經高度相互聯系的世界中，不能搞“脫鉤斷鏈”“小院高墻”式的以我為中心的發展，不能隨意將經貿問題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泛安全化。那些姿態和做法表面上是為實現自身的“安全”，實際上是嚴重違背經濟規律的逆全球化和去全球化行為，只會在世界范圍內誘發更大程度的動蕩。

其次，中國對待經濟全球化的積極態度，既延續了中國悠久歷史文化中厚積的開放包容心態，也來自于近代以來，在求獨立求富強的曲折奮斗中獲得的深刻經驗教訓，更來自于改革開放40多年來，在“主動加入”“自我改革”中不斷確立的自信和提升的能力。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的成功經驗生動說明，經濟全球化是一個不可抗拒的歷史進程，盡管是由西方國家啟動并長期主導，但隨著越來越多國家被動卷入或主動參與其中，經濟全球化的開放多元特征更為鮮明，這為后發國家更加自主地選擇發展道路提供了機會和條件。

第三，作為經濟全球化的后來參與者，中國從來不是將國內發展與國際發展簡單割裂開來，而是努力尋求二者之間的良性互動。改革就是開放，開放也是一種改革。在相互不斷拓展深化的經濟全球化中，沒有自我孤立的國內發展，只有內外互動的共同發展。經濟全球化越是遇到障礙，越是面臨挑戰，就越需要堅持創新發展、相互合作，不能將責任簡單推卸給其他國家或某些群體，尤其不能將國內問題轉嫁到國際社會，為自身國內問題尋找借口和“替罪羊”。因此，中國始終將改革和開放緊密聯系在一起，以不斷深化改革開放來夯實國內基礎，應對和化解國際挑戰，通過自主解決問題來積極推動現有國際秩序下的發展與合作。（作者是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