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瑞龍：經濟下行并不可怕，堅持市場導向推進體制改革才是關鍵

文丨中國網記者蔣新宇  實習記者徐瑞霖

2月26日，中國網特邀財政部原副部長朱光耀、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黨委書記、副院長余淼杰、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楊瑞龍、著名經濟學家任澤平、長江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伍戈五位經濟學家，推出《中國圓桌》2021全國兩會專場，聚焦“十四五”規劃中經濟發展領域的要緊事，把脈中國經濟，講好中國經濟故事。

楊瑞龍  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

2021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也是疫后復蘇和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一年。縱覽“十四五”規劃總目標，其中有關制度、體系建設的描述占比達三分之一。對此，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楊瑞龍認為，“十四五”總目標清晰界定了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涵，也就是在全面提升質量效益的基礎上實現經濟的持續健康增長，總目標的實現將與經濟制度的創新密切相關。要實現這一總目標，轉換經濟增長動能與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必不可少，而這兩個重要環節都依賴于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

在過去的四十年里，中國依托改革、全球化、人口、工業化等紅利，實現了高速經濟增長，創造了中國奇跡。但自2008年以來，中國經濟出現持續性的下行壓力。楊瑞龍表示，中期來看，傳統經濟增長要素的衰減導致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進而導致經濟整體下行。但經濟下行并不可怕。其一，從經濟體內部來看，中國傳統增長動能的衰減雖然不可避免，但在新發展階段也誕生了不少新的增長動能。如前沿技術的創新、深度的城市化、內需的擴大，以及尤為重要的產業結構升級，包括基礎產業高級化與產業鏈的現代化。其二，中國人均GDP已超10000美元，根據上世紀60年代以來的很多案例顯示，一個國家在人均GDP達到10000美元至15000美元左右時，幾乎無一例外地出現經濟下行過程，也就是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有一部分國家可以走出“中低收入陷阱”，也有相當一部分國家沒有走出來，能否走出“中低收入陷阱”的關鍵在于能否實現經濟增長動能的轉變，而新的增長動能的挖掘和培育與改革密切相關。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十四五”期間是增長動能轉變的重要變革期。楊瑞龍認為，十九屆五中全會賦予“增長動能”這種戰略性定位，是因為增長動能轉變是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楊瑞龍指出，培育新增長動能需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推動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又依賴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因為經濟結構的背后是利益結構，利益結構的背后是體制框架，體制框架的背后是發展模式，如果發展模式不轉換，經濟體制改革不推進，利益結構就有剛性。如果僅依靠政府的“有形之手”來調結構，結果很可能是“摁下葫蘆浮起瓢”。所以挖掘、培育新增長動能的根本在于制度創新與改革。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對于這種成就的取得，楊瑞龍認為，中國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原因是市場導向的改革，市場發揮了作用，從而提高了微觀效率。統計數據顯示，凡是改革開放比較快的時期，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會比較明顯。作為質量效益提升的重要指標，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涉及技術、市場規模和資源配置效率三個環節。楊瑞龍指出，技術創新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制度創新來支撐，而龐大市場潛力的激發也依賴改革的不斷深化。例如，消費需求的提升需要不斷推進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而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更是依賴于市場主體的進一步重塑以及市場體系、市場機制的進一步完善。所以，提升全要素生產率關鍵在于制度創新。

2020年黨中央、國務院先后發布了《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與《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兩個重要文件，楊瑞龍認為，這體現了中央對于推進市場導向體制改革的堅定態度。改革的重點就是通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與大力發展民營經濟讓市場主體更有活力；通過要素市場的進一步完善、價格體系的進一步完善等讓市場機制更有效；通過進一步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完善宏觀調控體系讓宏觀調控更有度；通過構建現代化的經濟體系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責編：時暢 申罡 蔡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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