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新常態下的新失衡？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院長劉偉給出的解釋是：既不是全面的通脹壓力也不是經濟下行的壓力，而是這兩個壓力同時有，雙重風險并存，于是，以需求側入手的傳統宏觀調控政策就暴露出局限性。
在日前舉行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十周年慶典活動”上，劉偉提出，破解新常態下新失衡的一把鑰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理論上和政策上要處理好需求和供給的關系，在體制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同時還要協調好短期政策和長期政策目標的銜接問題。”劉偉說。
新常態下的新失衡
劉偉將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78年到1998年將近20年，這個階段除了個別年份外，總的來說通貨膨脹壓力比較大，宏觀政策長期緊縮；第二個階段是1998年到2010年，主要的宏觀政策是擴大內需，總體上是積極的財政政策搭配穩健的貨幣政策；從2010年年底到現在，宏觀經濟大概進入了失衡的第三個階段。
“這個階段我們用一句話說，叫做既有通脹的潛在壓力，又有經濟下行的嚴峻威脅，雙重風險并存。”劉偉說。
這類似于上個世紀60年代末西方發達國家出現的所謂的滯脹，一方面經濟增長動力不足需求疲軟，另外一方面存在通貨膨脹潛在壓力，所以這個時候宏觀經濟政策就面臨著一個很困難的選擇，既不敢全面擴張也不敢全面緊縮。
既不敢擴張也不敢緊縮就是雙重風險并存，而且雙重風險所要求的宏觀政策的方向是相反的，怎么辦？
劉偉說，發達國家在上世紀60年代末遇到了類似的問題，上世紀70年代以來想盡辦法來解決，但都沒有解決了，經濟理論做出很多調整，現在看來也很難取得系統性經驗的總結和統一的認識。
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如今也遇到了這個問題，所以在宏觀調控方面，調控的方式和政策，以及宏觀經濟學體系和宏觀經濟哲學基礎，其實都面臨著一個全面而深刻的挑戰。
“在這個時候，從總需求方面入手可能無解，總需求管理在這個時候無論是擴張還是緊縮都是相互矛盾的，在雙重風險并存的情況下，你只顧一重風險，而對另一重風險不顧，這個情況下我們引入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宏觀調控來說很大程度上是傳統的需求側的調控失靈了。”劉偉說。
處理新失衡的金鑰匙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首先要在理論上和政策上處理好需求和供給的關系，管住需求管好需求才能真正的推動有效的供給側管理。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不需要需求側的政策，是需要的，但是要協調好這兩個方面的關系。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一定的有效需求作為前提，最后經濟增長還是要有需求拉動的，這種有效的需求靠創新驅動形成。”劉偉說。
在操作上，劉偉認為，需求側和供給側之間要結合好，需求在短期之內恐怕要適度的擴張，如果過度擴張會從根本上瓦解供給側結構性管理的效果，供給側結構性管理關鍵指調結構，把那些不適應低效率的缺乏競爭力的產業淘汰掉。
其次，供給側結構性管理在體制上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政府的供給側結構性管理通過市場來實現而不是行政直接實現。
劉偉進一步解釋說，因為供給側結構管理本身的特點就是直接影響生產者，影響廠商，如果不是通過市場去發揮作用，通過行政直接作用，很可能導致對市場經濟的否定。
“怎么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讓市場資源配置上確實起決定性作用，讓政府在失靈的地方確實能夠起到作用，這是供給側結構性管理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劉偉稱。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注意的第三個問題是短期政策和長期政策目標的銜接問題。需求管理帶有一定的短期性，供給側管理帶有一定的長期性。在劉偉看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前人栽樹后人乘涼的事情。
“因為需求管理對地方政府來說有限，貨幣不歸你管，赤字不歸你管，你能做什么？但是供給側不一樣，供給側調結構，改善這個地方的教育結構，改善這個地方的資本投入結構等都屬于供給側，它帶來的好處就是當地的。”劉偉稱。
劉偉說，供給側對地方政府來說可以作用的空間更大，但是地方政府官員需要有長遠的觀念。“供給側管理實際上是對地方官員對當地的長期負責任心提出了進一步的要求。”劉偉稱。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校長、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