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鵬 國發院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2015年，政府在基礎教育、醫療衛生、住房保障、公共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務方面重點向落后地區、弱勢群體方面傾斜，并多次以強調廣大人民群眾的獲得感為依歸，體現了政府在社會政策上體現鮮明的托底性色彩。
報告將推進食品安全示范行動放入公共安全內容部分，并在問題列舉中提到了食品藥品安全問題仍然較多，再次體現了政府將食藥安全從原來的市場監管問題轉變為公共安全問題的新定位。過去一年，雖然新修訂的《食品安全法》和《藥品管理法》都正式實施，食品藥品總體上沒有發生大規模的安全事件，但仍然爆發了“僵尸肉”、草莓乙草胺致癌風波、浙江黃體酮孕婦不良反應等事件，在添加劑濫用、農獸藥殘留、保健食品虛假宣傳、仿制藥審評數據造假等監管老大難問題上仍然突破不夠，未來一年需要在這些方面繼續加強監管和社會共治。
總理在報告中提出建立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項目清單，并在教育、醫療衛生、住房保障、文化等具體公共服務列舉出大量數據和指標。這一方面體現了政府在公共服務供給方面的制度創新，另一方面也體現“十三五”政府在對民眾公共服務供給更加剛性的政治承諾。
報告提出：推進健康中國建設，人均預期壽命提高1歲
解讀：這是對去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健康中國建設的積極回應，目前我國人民群眾主要健康指標總體處于中高收入國家水平，2015年人均預期壽命預計達到76歲，2014年嬰兒死亡率下降到8.9‰，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下降到11.7‰，孕產婦死亡率下降到21.7/10萬，要在這個基礎上增加1歲，任務艱巨，難度不小，需要在未來五年醫療衛生資源投入、和公平性配置、提高醫療保障水平方面下大力氣。
報告提出：繼續大力削減行政審批事項，注重解決放權不同步、不協調、不到位問題，對下放的審批事項，要讓地方能接得住、管得好
解讀：這說明政府已經注意到前一階段簡政放權改革中出現的問題，一些地方在簡政放權過程中存在為了放權而湊指標，只放一些形式意義上的權力，對于一些含金量高的權力則仍然抱住不放，同時一些地方政府只下放權力，不下放資源，導致下級政府接不住，最后使得改革流于形式，希望可以看到中央政府在今年的改革中能夠對簡政放權改革中出現的這些問題予以優化，并推出系列配套措施，以保障政策實施的落地。
報告提出：創新事中事后監管方式，全面推行“雙隨機、一公開”監管
解讀：這反映出政府在簡政放權的同時，更加突出放管結合，而管的思路從傳統的行政管理轉變為現代市場監管，大力創新監管方式，推動隨機抽查和執法，變以前執法頻次多，處罰弱為執法頻次少而真，處罰大的方式。另外，充分利用互聯網+等現代信息工具，對市場經營者相關信息全面披露，緩解信息不對稱的程度，以便進行社會監督，這實際上是把政府監管與社會治理結合起來共治思維的體現。希望看到未來一年這些政策能夠繼續得到落實和深化。
報告提出：“強化環境保護督察。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必須嚴格執行，對超排偷排者必須嚴厲打擊，對姑息縱容者必須嚴肅追究”
解讀：這體現出中央政府已經看到此前環保法實施過程中存在的”無牙老虎“的弱化情況，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實行環保監察和執法省以下垂直管理，就是要提高地方環保機構的相對獨立性，避免地方保護主義的干擾。
報告提出：今年要實現大病保險全覆蓋，提出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保制度，加快推進基本醫保全國聯網和異地就醫結算，明確提出在70%左右的地市開展分級診療試點。
解讀：前一段時間一些媒體報道新醫改工作已經碰到重大困難，難以繼續深入推進，總理的這些提法表明中央政府推進新醫改的決心和魄力沒有變，只不過由原來的頂層設計變為試驗推廣，由單純提高標準變為互通流轉的更加中微觀層面。城鄉醫保整合、不同地區醫保流轉接續，地方分級診療等都是醫改的深水區問題，希望未來一年能夠有更多的實際政策來加以突破。
報告提出：深化藥品醫療器械審評審批制度改革
解讀：這主要是對前幾年我國藥品醫療器械審評速度過慢，積壓過多，導致病患者的用藥需求無法得到及時滿足所提出來，去年國務院已經通過擴大審評編制、提高參評人員待遇、開展購買社會服務、多點設立審評中心等多種方式來緩解這個問題，當然我們加以政府在提速的同時仍然要把藥品醫療器械的安全有效和質量可控放在審評的第一位。
報告提出：為了人民健康，要加快健全統一權威的食品藥品安全監管體制，嚴守從農田到餐桌、從實驗室到醫院的每一道防線，讓人民群眾吃得安全、吃得放心。
解讀：這是近年來政府工作報告對食品安全工作問題表述字數最多的一次之一。對監管體制的要求，是為了回應目前地方食品安全監管體制改革相對混亂多樣、食品安全監管工作的專業性和獨立性遭到削弱的問題，反映出中央可能在這個問題上會有新動作，同時強調了食品安全全過程監管的理念，樹立“大食品安全”的監管理念。
報告提出：支持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群團組織參與社會治理
解讀：這是對去年年末深改組會議所提出的群團組織試點改革的繼續深化，反映出中央將對工會、共青團、婦聯等人民團體前段時間所可能出現的官僚化、貴族化和脫離群眾的趨勢的糾正，并通過在上海、重慶等地的試點改革，倒逼這些組織能夠更加貼近群眾，充滿活力，自加壓力，并更好地參與到社會治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