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我國歷史上首次專門針對智庫出臺意見，標志著十八大提出建立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后，中國智庫的發展已經在政府推動下，進入了“真刀實槍”的實踐階段。結合本次《意見》、國外智庫功能定位和中國發展環境特點，未來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將扮演怎樣的新角色？
國際智庫的三大功能
提供思想、影響決策
提供思想、影響決策是智庫的本質與使命。蘭德公司對自身的定義：通過研究分析，幫助提高政策決策水平的獨立性、非盈利機構 。 在發達國家，智庫發揮著提供新思想、參與重大政治決策等功能，其影響之大，堪稱所在國權力機構中繼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種權力”。一方面，智庫承接政府課題、為政策制度提供咨詢；另一方面，智庫保持獨立性，進行自由研究，為政府提供服務。美國智庫都在為政府提供一種參考性的專業意見。
啟迪民智，引導輿論
智庫是打通“知識”與“政策”脈絡的橋梁，也是連接大眾與政府的橋梁。智庫既可以將民眾的意愿反映出來，成為政府了解民意的渠道，也可以解讀、傳播政府政策意圖，引導大眾輿論。智庫與媒體的關系一直十分密切。從智庫與媒體各方發展來看，一方面，國際智庫要宣傳自己的主張、擴大自己的影響、吸引各界的贊助，需要借助媒體進行傳播、包裝和推動；另一方面，媒體在進行新聞報道和時事評論時，也需要借助智庫專家的分析和解讀來吸引觀眾與讀者，提高社會關注度和市場份額。利用媒體和互聯網宣傳研究成果是當代智庫的重要特征。
目前，新媒體和移動互聯網發展迅速，智庫的宣傳手段也推陳更新。像歐洲政策研究中心，各項研究報告、出版物的研究成果，均會同步更新到博客和微博中，每個研究員也擁有獨立的工作博客，代表機構發表意見和看法。
吸引人才、促進流動
智庫具有人才儲蓄和為社會其他部門培養輸送人才的功能。美國建立第一家現代獨立智庫——蘭德公司的一個重要原因，便是通為戰爭中做出重大貢獻的工程師，重新創造平臺，讓他們發揮作用。越來越被人熟知的“旋轉門”，也是西方智庫向黨政行政機關輸送和培養人才的功能體現。所謂“旋轉門”機制。美國每次換屆選舉后內閣官員的變動達4000多人。這些官員不是由議會黨團產生，也極少來自公務員，而是來自精英薈萃的思想庫。在華盛頓，一些非常資深的民主黨員曾在布魯金斯研究中心進行培訓。這個系統不僅在西方存在，在韓國也是如此。韓國有一些發展研究機構或教育機構，將一些學生送到美國讀博士，等這些學生學成歸國后，他們以三倍的薪水將他們吸收進智庫，幾年之后這些人才就會有所成就。這是吸引人才回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法，可以為政府注入活力，也不會讓一些非常陳舊的觀念在政府當中永遠存在。
我國“新智庫”的“新”的作用
中國智庫一方面要借鑒西方國家的成熟發展經驗，而另一方面不能照搬西方國家的模式，根據我國國情，新型智庫可有新的功能和定位。
“公眾“智庫，政府政策的傳聲筒
智庫專家解讀政府政策，也是我國歷來智庫機構的傳統功能之一。但是與國際智庫相比，我國智庫專家的政策傳聲、溝通公眾與政府的功能還有待挖掘。另外，僅僅在媒體上解讀政策、發表意見的方式還遠遠不足以支撐智庫引導輿論的功能。在我國，智庫應加強自身傳播能力，利用舉辦大型學術論壇、組織人才交流活動等方式，促進學術界、企業界甚至政界人才的思想交流。
“國際”智庫，民間外交的主體
本土智庫不能 把視野局限于國內，要打造真正的中國國際化智庫，要真正具有國際影響力，要爭取更多的國際話語權。我國智庫可以充當民間外交的主體，打消目前國際社會對我國的誤解。布魯金斯學會在每年舉行的大型公開會議有200多次。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每年舉辦700多次會議，美國企業研究所也多達200多次。 這是我國智庫應該學習的。
“多元”智庫，民主參與的重要推動力
目前，中國智庫的95%是官方智庫，在決策當中起主要作用的也是官方智庫。與規模龐大的官方智庫來比，“小而精”的民間智庫更具靈活性，更貼近民間，可以反映民眾的聲音。只有官方智庫的智庫事業，就像是缺乏私營企業的計劃經濟一樣，智庫之間缺乏競爭就會存在問題。智庫將在政策改革中發揮不可估量的作用。民間智庫也是推動中國民主參與的重要群體，可以成為除了人大，政協和民主黨派之外的新的建言獻策渠道。如果中國可以發展一批保持一定獨立性、民間性與利益中立性的第三方智庫，一定可以為中國的發展帶來實質性的推動。
“人才”智庫，戰略人才的蓄水池
中國智庫，尤其是官方智庫，與政府的距離更近。 這使得我國智庫人才發展還存在很多問題：第一，部分官方智庫保留事業編制，很多脫離體制內的智庫，如社科院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關鍵的管理層人員依然保留行政級別，研究人員薪酬體制也仿照事業單位進行，薪酬待遇較低，對人才吸引力不強。要增強研究人員的積極性，就需要改革內部薪酬機制。第二，在科研的機制方面，要打破一些以部和單位為單元的研究機制，轉向以項目和專家的引導方式，把人才集聚起來；打破學科界限，跨所甚至跨單位、跨國界，跟國外機構合作。第三，在人才管理方面，突破人才流進流出的方式，適當引進國外的人才，還可以建立一個國外專家庫，實現智慧的共享。
“可持續”智庫，發展“智庫金融”
缺乏資金是我國智庫發展滯后的首要原因。我國目前尚未形成捐贈文化。企業和個人為社會做慈善，不一定是捐希望學校、捐體育設施，也可以捐助民間智庫，完善中國社會公共政策研究事業也一樣是做公益事業。在國外，一些著名企業家、政要捐助成立了許多智庫，例如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胡佛研究所、卡特中心等，但在中國，目前還看不到類似的捐贈。《意見》中，對此也做出了“落實公益捐贈制度,鼓勵企業、社會組織、個人捐贈資助智庫建設。”的規定，這將極大的推動我國捐贈文化的形成，讓民間智庫獲得“源頭活水”。另外，建議我國發展智庫金融，比如成立“智庫基金”。在發達國家，智庫不僅是人才的蓄水池，也是資本的蓄水池。智庫金融高度發達，為智庫發展提供了持續發展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