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中英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觀察當今世界政經格局，中國在本次APEC北京會議上高調闡述的有關建立亞太自貿區的主張和“一帶一路”的共同發展愿景，究竟對于提升全球資源配置能力有多大作用？如何讓地區伙伴堅定參與中國這一宏大戰略？中國的戰略如何規避經濟和政治風險？要實現目標，還應有哪些更進一步的頂層設計和制度安排？
11月29日，在華夏時報主辦的“華夏思想匯”系列沙龍活動上，諸位研究經濟戰略、外交戰略和企業戰略的知名學者就“中國對外經濟戰略的新布局”這一主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話題涉及大國關系、地區爭端、中美融合等問題，也涉及更進一步的戰略設計問題。
“華夏思想匯”是由《華夏時報》主辦的高端沙龍系列活動。定期邀請國內知名政經界學者，以權威、高端的視點及時剖析重大經濟現象、探討重要政治經濟理論、解析國際關系及中國對外戰略、直擊與經濟相關的重大社會問題等。
我這些年來的專業領域主要是全球問題，包括世界經濟、世界政治和世界外交，尤其是全球經濟治理。最近幾年，中國的對外關系，包括對外經濟關系，其實一直面對著不太好的形勢，甚至是險惡的局面，我們面對著巨大的艱難的挑戰。許多人忽略了這一點，或者故意視而不見。目前，中國外交，包括對外經濟合作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展。到底如何評價這些進展？難道是中國對外關系高歌猛進了嗎？難道是中國外交更上層樓了嗎？我不這樣認為，我認為也許是因為我們深刻反思，在絕處逢生，在困境中看到了柳暗花明。比如，TPP其實對中國的挑戰仍是巨大的，我們通過在APEC制定FTAAP的路線圖，以及相繼與韓國、澳大利亞的雙邊自貿協定成形，僅僅是對TPP沖擊的初步化解。接下來，我們仍然不能過于樂觀，仍要保持清醒頭腦。
關于所謂“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我有不同的意見，認為這樣說很不妥。美國的“馬歇爾計劃”是二戰結束后仍然年輕的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成名作”，是一個詳細的戰略、政策建議，后來被美國政府和軍方采納。“馬歇爾計劃”是美國二戰之后提出的，具有冷戰背景，為與蘇聯競爭，美國需要先扶植西歐。“馬歇爾計劃”中還包含有多邊戰略，有布雷頓森林體系，有世界銀行等一系列戰略措施，我們現在還遠遠達不到。
而我們現在的這些以各種基金和開發銀行為名的對外經濟合作計劃，無論在背景、動機、形式、內容、對象等方面還不能稱為“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即使借助“馬歇爾計劃”來形容中國的這些倡議和計劃，幾乎是畫蛇添足的當下版。如果非要如此，這在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上是不可行的，甚至是自殺行為。為此千萬要謹慎。
“一帶一路基金”、“金磚發展銀行”的資金是從何而來的？來自中國經濟的“美元化”，即主要是作為我們的問題，而非成就的所謂天文數字的以美元為主的外匯儲備。
今天的中國也不是昨天的美國。道理就這么簡單。
分享一下我上個月在澳大利亞布里斯班參加關于G20峰會的一個國際研討會的情況。在《布里斯班G20公報》中，包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奧巴馬，以及德國總理默克爾等在內的世界主要經濟體的領導人強調，要“加強全球性的機構或者制度”，這就是該公報第二部分的內容。這是他們在布里斯班達成的主要成果之一。中國目前的上述對外經濟合作計劃，尤其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被外界，尤其是西方解讀為中國挑戰現存的全球制度，尤其是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和國際金融制度。但這次習主席在G20同意和強調中國也一樣支持加強全球制度，而非弱化全球制度，就很好地回答了中國的對外經濟戰略與全球經濟秩序之間的關系。中國主張改革IMF、加強以WTO為主的全球多邊自貿體制，以及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而在基礎設施方面，中國支持世界銀行搞的“全球基礎設施投資基金”，愿意把自己的“一帶一路基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納入全球計劃中。中國通過G20平臺發出了一個強烈的信號，在世界經濟秩序問題上，盡管中國要求改革IMF，盡管中國對外經濟合作有聲有色，但是，中國絕不是另起爐灶去謀求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新的世界經濟秩序。這一點是明確的和必須的。
在布里斯班，我目睹了澳大利亞提名、其他國家（除日本外）都同意中國主辦2016年G20峰會。中國最后爭取到了2016年擔任G20主席國的國際領導機會。G20代表了一種全球大妥協、大合作。不管其合作多么困難，但確實非常必要，是“最重要的國際經濟合作平臺”。即將主辦G20的中國，更需要全球框架、全球制度，而不是另起爐灶；一個越來越依賴外部世界的中國，更需要全球框架和全球制度的保證。現有的全球框架和全球制度稍加改革，或者得到加強，都符合中國的長遠和深刻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