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知識原本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只是到了近代，西方學術分科體系的出現使得知識的分離成為一種普遍現象。盡管學者們都在各自不同的領域進行著知識創造，然而相互之間卻日益失去了“共同語言”。要解決這一問題，僅停留于科學人文化或者人文科學化的“機械式融合”是不夠的，而必須徹底克服機械論思維的痼疾，實現一場從機械論到有機論的世界觀轉換，即從知識的“機械融合”轉變為知識的“有機統合”。

學科分立的根源及其影響

人類知識形態的演變，大體經歷了一個從“知識總匯”到“知識碎片化”的過程。這在歐洲文明的知識形態中尤為典型。在古希臘，一切知識都蘊含在哲學的胚胎之中，以“知識總匯”的形式呈現出來。從15世紀始，隨著以牛頓經典力學為標志的科學革命的興盛，對自然進行分門別類的研究和學科的分立成為一種普遍現象。這種知識增長的景象與工業革命帶來的物質進步一道，共同詮釋了現代工業文明的繁榮。然而，這種繁榮的背后，卻導致出現知識的碎片化，以及對自然的敵視態度、精神家園的失落、人的片面化等“現代性危機”。

造成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自然科學興盛帶來的世界觀的機械化，以及實證主義引發的科學霸權主義。近代機械論的最初原型是伽利略的原子論，即設想物體可以分解成“無限小的不可分的原子”，并由這些原子的大小、形狀、數目和運動快慢等量的特征來解釋各種現象。在此基礎上，笛卡爾構建起機械論的理論基礎，其著名的“二元論”思想認為，世界存在物質和心靈這兩種實體，物質不能有意識，而心靈沒有廣延，二者是彼此獨立的。這一原則為近代科學中自然的對象化和主客二分的認識論原則開辟了道路。雖然笛卡爾還相信人有不朽的靈魂，但拉美特利按照他的“人是機器”的箴言，直接把人約化為一種沒有靈魂的自動機。隨著其后牛頓等人完成近代科學龐大體系的建構，整個世界圖景被機械化了。這種機械論認為，自然界的一切都服從機械因果律；物質是形體世界里唯一的客觀實體，一切形體都是機械運動的物質；人類社會與自然一樣服從于自然法則；一切都是可以預測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一切都是由同一法則決定的，等等。這就構成了科學和哲學思維中的力學世界觀，或稱機械論范式。在思維模式上，這種機械論綱領采取了一種還原論的方式，即把自然還原為物質實體的集合，把物質實體還原為基元粒子的集合，把各種復雜運動還原為受力學定律支配的機械運動，把作為主客體耦合的認識過程還原為無主體參與的純客觀性，并往往把科學理論還原為經驗歸納，等等。然而，還原的每一步實際上都是對整體、對過程、對復雜性的一種抽象和切割，導致事物原有部分關系和屬性的喪失，背離了我們所生存的動態演化的真實世界，給予我們的只是“自然的碎片”。

不僅如此，隨著自然科學的興盛，以實證主義為主要體現方式的科學主義成為主導。這種科學主義認為，科學的對象是客觀的事實和規律，科學實驗是檢驗科學真理的唯一標準，科學研究者必須小心地排除一切作出價值判斷的立場，等等。結果，一切人性因素都被排除了，自然及自然科學變成了“純粹客觀”的東西。相應的，這一時期的社會科學也大多以達到像牛頓物理學那樣的地位為理想，從而出現了唯我獨尊的“科學主義”信仰：自然科學是最精確、最可靠的知識，是其他科學的典范；自然科學的方法是人類認識世界唯一正確和有效的方法；自然科學知識可以解決人類的一切問題，等等。

可以說，西方現代工業社會的整個認知圖像就是由笛卡爾、牛頓等人發展出來，再由洛克、亞當·斯密等人將它擴展到社會和經濟領域的。笛卡爾通過強調人的理性的力量和地位，推崇一種以追求真理為目的而又有利于人類征服自然界的“實踐哲學”。這種征服和控制自然的觀念與新興的以追求財富為目的的資本主義精神一起，構成工業文明時代的意識形態。而洛克則把機械論引入社會學，把個人看成構成社會的基本材料——社會原子，把對社會現象的研究還原為對個人行為、個人利益的研究。現代經濟學奠基者亞當·斯密則主張用數學的方式描述經濟規律，在他眼里，自然僅僅是人類智慧的原料倉庫。這種工業時代的認知圖像，帶來了今天人類物質生活的繁榮，卻把人類社會不斷引向某種災變的十字路口。在人本主義、人文主義學者的視野中，科學并不能解決社會的所有問題，科學技術的統治造成了人的異化，淹沒了人的意義和價值，使人被操縱和控制，使生態遭到破壞……由此，形成兩種對立的知識主張：科學主義者突出的是科學和理性的重要性，強調用科學的觀點、方法和標準來審視別的文化，忽視或貶低人文文化的價值和意義；人本主義、人文主義者則高揚藝術和非理性的重要性，強調以“人”為本來審視一切文化，排斥和否定科學的意義與價值。

形形色色的“融合論”及其問題

顯然，科學與人文的碰撞，不利于人們對現實世界的真實把握。基于此，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呼吁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應該從對立走向融合。

其一，科學人文主義的主張。這種方式是將科學納入整個人類文化體系來看待問題，認為自然科學與人文知識一樣也充滿著人性因素。代表性的意見有胡塞爾的現象學、薩頓的新人文主義、庫恩和費耶阿本德的歷史主義等。胡塞爾認為，人們的世界觀受實證科學支配的結果，是把人的問題排斥在科學之外，導致理性和客觀性對人的統治，帶來了科學和人的雙重危機；只有重新返回到“生活世界”，建立奠基于生活世界的理性的普遍的科學系統，才能克服這種危機。在胡塞爾的設想中，這種普遍科學就是“生活世界現象學”，而所有自然科學和精神科學都應該是這一科學體系的不同分支。科學史家薩頓倡導一種新人文主義觀，認為科學本身就具有人性因素，要使科學不至于失控，就必須將之視為人類文化的一部分。與薩頓類似，庫恩從人的、歷史的角度來理解科學，強調科學理論不可能脫離產生于其中的社會文化，在一個科學主宰的時代，尤其需要一種歷史眼光、審美習慣和人性關懷。費耶阿本德從方法論的角度闡發了科學文化與非科學文化的一致性，認為科學知識不會獨立于社會背景，且不能被普遍認同的驗證程序加以證實，等等。總而觀之，胡塞爾的現象學倡導回歸生活世界，卻未能建立起一套足以取代機械論的新的世界觀，因而未能為自然科學與人文知識的內在關聯提供良好的哲學基礎。薩頓、庫恩和費耶阿本德等人雖然都能夠從人類的整個文化背景中看待科學，也依然未能觸動造成現代性危機的紐結。不過，正是通過這些努力，使得科學與人文日益表現出相互合流的態勢。

其二，社會生物學的方式。與科學人文主義“以人文去融合科學”相反的另一路徑，就是“以科學去融合人文”。實際上，近代以牛頓經典物理學為范式建構起來的一系列人文社會科學，就是這種路徑的展示。現代的科學主義者更是主張將自然科學推廣到人文科學領域，譬如，卡爾納普和紐拉特倡導的“統一科學”，試圖將所有的經驗科學都統一為物理學。到了20世紀后半期，則出現了以生物學為范式而同化人文社會科學的努力——社會生物學。按照社會生物學創始人威爾遜的說法，社會生物學就是“系統研究一切社會行為的生物學基礎”的科學，旨在強調遺傳基因是一切有機體行為的最終根據。從這種宏觀角度來看，“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就成為生物學的一些專門學科；歷史、傳記和小說就是人類行為學研究的紀錄；而人類學和社會學則共同構成與靈長目同類的物種的社會生物學”。問題在于，人類的行為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受本能的制約，但都可能為教育所修正。盡管人類行為與動物行為具有相似性，但如果沒法證明哪些行為是由基因控制的，就很難將動物的行為自動推廣到人類。

其三，科學人文化與人文科學化的“綜合”。面對當下科學與人文的碰撞，國內學術界一些人支持“科學人文化，人文科學化”的綜合路線。問題在于，與科學人文化和人文科學化一樣，這一主張的實質依然是基于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外在互補性”：在目的上，科學與人文都是為了增進人類的認識和福祉；在思想和方法上，二者可以相互借鑒和共濟相長；在知識領域上，二者都屬于人類文化的范疇，且相互滲透，等等。然而，這僅僅是一種機械的融合。只有揭示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的內在關聯性，以及這種內在關聯性所依賴的哲學基礎，才能真正貫徹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融合。

基于有機論的知識統合和知識創造

當代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從機械論向有機論的范式轉換。這表現在：壟斷科學界300多年的牛頓力學在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視野中變成了一個“特例”。20世紀30年代以來，貝塔朗菲一般系統論的創立所引發的系統科學運動，以及在此基礎上耗散結構理論、協同學、混沌學、超循環理論、分形學等復雜性科學的興起，在堅持自然觀和歷史觀相統一的基礎上，向世人提供了一幅世界自組織演化的圖景：自然界絕不是一種機械的物體，不應被當作機器去理解，生物的運動也不單純遵循機械運動的規律，而是具有自主性的、由許多子系統通過內組織的方式構成的高度復雜的協同系統。同樣，作為一種有機論哲學，當今以大衛·格里芬為代表的建設性后現代主義認為，世界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世界中的各個部分是有機地聯系在一起的；自然界及其人類社會絕不是一個純粹外在于人的由機械物質構成的客體，而是一種自主性的存在，從而否定了那種認為事物只具有外在聯系的機械論觀點。這些關于進化的新范式取代了長期以來束縛人們思想的傳統機械唯物史觀和牛頓的絕對因果律，昭示出當今科學研究的有機論范式的復興。這種新范式告別了還原論思維，指引我們從關系、整體和過程的角度出發，重新思考我們身邊所發生的一切，并在此基礎上發展或構建科學、藝術及人類的所有知識。

其一，知識統合的現實基礎是“人與自然的同一”。人和自然原本就是一個完整的整體。然而，傳統“主客相分”的思維模式，割裂了人與自然的有機聯系，最終造成了自然和人類的僵持、對立，更使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成為兩種具有本質差異的科學。有機論范式的復興，擺脫和超越了機械世界觀的認知模式，把世界看作是一個具有內在關聯的活的生態系統，使我們重新將人與萬物聯系在一起，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時，充分考慮地球上其他生命體的合理地位和生存價值。當然，這種價值的一致性，并不妨礙文化的多元性。只有在堅持倫理共識的前提下，協調當前各種文化觀念，才能更好地維護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實現相互理解和相互依存。人與自然的這種同一性，決定了世界解釋的統一性，也決定了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統一性。人類的知識形態是一種整體的、有機的生態系統，科學知識與人文知識都是人類以各自的方式，對宇宙整體不同側面的反映。當然，統一性的世界解釋，并不妨礙學科的多樣化發展，而是為后者提供一種基本依據和宏觀參照。由于人類自身的有限性，分科研究依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不把各種分支知識納入宏觀知識背景下，我們將很難分辨各分支知識之間的是非曲直、關聯與碰撞。因此，堅持一種統一性的世界解釋是十分必要的。這種統一性的世界解釋不僅能使我們更好分辨各分支知識之間的相互關聯，而且有助于我們弄清各分支知識之間的縫隙、空白，從而更好進行知識的創造。

其二，“知識的契合性”是世界解釋統一性的內在依據。世界之所以是一個有機整體，在于其組成要素之間的不可分割的內在關聯性。然而，傳統科學對事物的考察總是從某一實體性的事物出發，并試圖排除主體的任何參與而尋求“客觀”的世界知識。20世紀初，相對論通過揭示實體的時空性質對于參考系的相關依賴性，打破了“客觀性”概念，使之成為相對的關系化的范疇。而量子力學則使人們原則上不能無限精細地劃分量子客體和測量儀器之間的界限去認識客體的“自在”狀態，而只能認識作為相互作用結果的量子現象整體。在這種關系論視野中，關系者脫離了關系就失去其意義，部分不能離開整體而獨立存在，而只有在與環境、背景的關系中才能得以存在、定義和描述。正由于世界是一種內在性的關系存在，因而作為對世界各個領域、各個層面的反映的各種知識分支之間，應該具有一種內在關聯或契合性。這種契合性是各知識分支在其基本理念、方法和價值上的內在關聯和相容性，而不局限于相互借鑒、相互滲透、相互補充的“外在關聯”。強調知識之間的“外在關聯”，只能導致知識的機械拼湊、堆砌，無法使人類的知識成為一個有機整體。而只有澄清各分支知識之間的內在契合性，才能形成一種統一性的世界解釋。這一過程既不是自然哲學與人的哲學的簡單相加，也不是科學主義與人本主義的相互補充，更不是將所有學科整合成一個學科，而是在堅持世界解釋統一性的前提下，通過對各分支知識內在關聯性的尋求，進而實現知識的整合。為與當今流行的各種融合論相區別，筆者將此稱之為“知識的有機統合”。由此，我們可以將人類的各種知識碎片拼裝起來，而日漸獲得關于世界的整體性的知識圖景。

其三，基于知識統合的復雜性，需要我們進行知識清理與知識創造。當今知識演化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一系列交叉學科的興起。這一方面使得專業研究越來越細化，另一方面也使得學科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這激發了人們開展大規模綜合研究的興趣，形成了數學、計算科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神經科學等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新的綜合，從而使人類知識體系日益呈現出復雜性和多樣性。面對如此局面，我們需要實現知識的有機統合。顯然，這是一個不斷澄清謬誤和實現知識更新的創造過程。為此，我們應注重以下幾方面：一要多關注“微不足道”的創意。在知識進化系統中，復雜的變化或者要素之間持續的相互作用會放大最終的結果，一個小的“擾動”，常常會推動新知識的“涌現”。譬如，牛頓在蘋果樹下的“頓悟”而引發的自然與社會觀念的變革，貝塔朗菲的系統論所引發的科學研究的整體化運動等，都是這方面的典型事例。因此，在知識創造中，要時常關注一些“微不足道”的創意，無論它們當時是多么的不起眼。二要鼓勵不同觀點的交流。“和實生物”這一古老的哲學命題啟示我們：不同事物間的差異、矛盾及其平衡會實現相互融通，從而產生新事物、創造出新東西。知識創新活動同樣如此：不注意信息攝取有差別的多樣性累積與有機整合，思維思想就會流于粗疏、簡單、原始和同一，就不可能實現知識的創造。因此，我們在知識創造中應鼓勵觀點的多樣性。三要開放視野。歷史告訴我們，昨天的真理往往被今天的發現所否定，昔日的“謬誤”也有可能會被現代人驚異地視為“先知”。因此，知識是一個不斷更新、完善的過程，必須始終向新的理論話語和視角敞開胸襟。如此，才能避免陷入教條主義和故步自封。

（作者：彭新武，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