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

每當談及對中國社會整體結構的認識概括時——無論是周秦以來中國傳統(tǒng)社會思想體系的建構，還是近代中國轉型進程中的思想批判反思，抑或當下中國正在開展的家庭、家教、家風建設——學術理論界往往用“家國關系”加以理解闡釋，并由此形成了“家國一體”“家國同構”“修齊治平”等眾多學術命題。將這些學術命題置于中華文明起源、發(fā)展及現代轉型的歷史進程中加以審視，我們就會發(fā)現，基于中國農耕文明起源發(fā)展的歷史演進及曲折坎坷的現代化歷程，中國的社會宏觀結構呈現出“家國一體”的突出特性，而且隨著歷史演進，這一突出特性不斷被賦予新內涵，呈現出諸多表現形態(tài)，進而成為中國基層社會研究的標識性概念。

“家國一體”命題經歷了三種形態(tài)的變化

古代社會“家國一體”的形態(tài)。早在西周時期，基于宗法封建制，中華文明便已形成了以宗族拱衛(wèi)國家的觀念，表現出家國一體結構形態(tài)的雛形。此種觀念在先秦時期諸多文獻中有著充分體現，如孟子云“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禮記·大學》將這一充滿生活實踐色彩的家國邏輯表述為“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清晰表達出“家國一體、身國同構”的格局。“國”是“家”的放大，個人所承載的不僅是作為個體的自身，而且是國家和社會。循著“推”的邏輯，家的原理被擴展為國之法則。正是以家族主義為基石，中國形成了有別于西方的獨特社會構造。此種社會結構模式及觀念體系，產生出強大的思想文化力量，并隨著歷史的積淀，成為中華文化修齊治平的理念根基。

近代轉型期的“家國一體”形態(tài)。19世紀中葉開始，面對西方列強的野蠻侵略，先進的中國人探索國家及社會改革之道，試圖通過對封建專制主義的激烈批判，建立起以民主共和為基礎的新的家國形態(tài)。他們對封建制度體系中的皇權專制和宗法制度給予批判，指出秦以后數千年來帝王“化家為國”，以國家為一家一姓的私產，使得家國間的聯系阻斷，難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一體。在此畸形的家國體系下，基于“家族至上”主義，雖然可以形成基層社會的“家族秩序”，卻無法形成“合大群”的社會總體秩序，導致百姓知家族而不知國家，造成國與家的分離。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近代思想家對封建專制體制下的家國體系持否定批判態(tài)度，但他們依然相信，只要以民主代替專制，中國傳統(tǒng)家國一體的固有優(yōu)勢便會被釋放出來。如孫中山即指出：外國人是以個人為單位，再由個人放大便是國家，在個人和國家的中間，再沒有很堅固很普遍的中間社會。中國國民和國家結構的關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國族，這種組織一級一級放大，有條不紊，大小結構關系當中是很實在的；如果用宗族為單位，改良當中的組織，再聯合成國族，比較外國用個人為單位當然容易聯絡得多。

社會主義制度下“家國一體”結構的新變化。新中國成立后，在民族獲得獨立解放，消滅了剝削制度的基礎上，家國關系也隨之發(fā)生了新變化。其一，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群眾利益的根本一致性，使得傳統(tǒng)的家國一體觀念克服了其內部不可調和的矛盾，其固有優(yōu)勢得到最大限度的釋放。其二，依托于“國家—單位—個人”社會體系，建立起植根于集體主義文化基礎之上新的家國觀。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集體主義觀念可以為集中力量辦大事做理念支撐，也可以平衡協(xié)調不同區(qū)域間發(fā)展不平衡和資源協(xié)調分配問題。改革開放后，又通過城鄉(xiāng)社區(qū)的建設和發(fā)展，建立起家國聯結的新體系，形成了多元主體協(xié)同一致的社會治理結構。其三，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家國一體、修齊治平的文化傳統(tǒng)密切結合，其所強調的為國家、為民族的整體主義精神，構成現代中國最為突出的文化軟實力。

“家國一體”觀念對基層社會治理實踐的影響

作為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中重要的政治社會觀念，“家國一體”強調家庭、社會與國家在結構形態(tài)和治理邏輯上的同構性，這對中國基層社會治理實踐產生了深刻影響，形成了獨特的基層社會治理路徑。

將家庭看作社會治理的起點。對于所有文明而言，家庭都是一種不可或缺的存在。相較于其他文明，中國自古以農立國，由一家一戶的“編戶齊民”所構成的家庭，是個人成長、社會和諧與國家發(fā)展的起點。這可以從中國傳統(tǒng)的“修齊治平”命題中獲得進一步理解。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四個階段中，“修身”不可能在離群索居狀態(tài)下完成，“齊家”自然是以家庭為中心而展開，修齊治平是一個以家庭為起點，逐步向外推的過程。通過此實踐過程，鍛造出強烈的家國情懷。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重視家庭文明建設，努力使千千萬萬個家庭成為國家發(fā)展、民族進步、社會和諧的重要基點，成為人們夢想啟航的地方。”這一重要論述，將家庭建設作為社會和諧的重要基點，是“家國一體”理念在新時代的新表達。

家庭是社會治理的基本單元。將家庭作為治理的基本單元，既植根于傳統(tǒng)儒家文化對家庭倫理的重視，也與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中對家庭功能的制度性嵌入密切相關。在基層治理中，家庭被視為重要的責任單元。國乃積家而成，家庭之和諧幸福乃是社會和諧有序的基石。家庭和諧并非天然形成，而是要有一定的結構作為依托。其中，家庭世代的完整及關系和諧是社會秩序維系的基礎。步入現代社會以來，伴隨經濟社會的快速發(fā)展，幾乎所有國家都不同程度出現了家庭小型化、個體化、空巢化等問題，家庭的完整性受到損壞。如何建構起要素完整的和諧家庭，成為維護社會和諧的關鍵。

社區(qū)在家國聯結方面發(fā)揮著特殊作用。家與國之間的關聯并非天然形成，而是要依托于一些具體的帶有中介性的共同體平臺。其中，作為最具代表意義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參與平臺——社區(qū)，在家國聯結方面發(fā)揮了特殊作用。這在以一老一小為主題的社區(qū)服務中體現得最為明顯。雖然由政府倡導、社區(qū)實施的兒童項目是為滿足兒童需求而設，但兒童的參加卻帶動家長參與。以老人為中心的社區(qū)服務體系的建構，事實上也帶動了整個家庭的參與。在此意義上，社區(qū)是作為拓展的“家”和家國聯結平臺而存在的。此外，通過帶有社會政策意義的家庭政策，可以在國家與居民之間建立起密切關聯。有學者在研究中發(fā)現，中國傳統(tǒng)養(yǎng)老模式具有家國共責的雙層構造及社會倫理支撐。當前我國以社區(qū)為載體的養(yǎng)老方式再結構化，實現了由傳統(tǒng)養(yǎng)老模式向現代社會養(yǎng)老服務體系的轉化，其實質是“家國一體”觀念在養(yǎng)老領域的體現。

道德倫理意義上的家國一體論。良好家教、醇美家風的倫理道德播散于社會，成為社會美好道德情操的源泉。先秦時期，在“不語怪力亂神”的人文主義理念下，華夏子孫的道德實踐緣起于家庭，家庭、家教、家風成為中國社會道德的重要發(fā)源地。有學者提出，中國的“家”是社會的核心，它是一個“緊緊結合的團體”，整個社會價值系統(tǒng)都經由家的“育化”與“社化”作用傳遞給個人。好家風可以淳民風、正社風、清政風，由此形成帶有極強連續(xù)性的修齊治平的道德生產環(huán)節(jié)。而當個人和家庭的利益訴求與組織和國家發(fā)生矛盾沖突時，個體和家庭能夠舍小我而就大我，實現道德境界的提升和轉換。

“家國一體”觀念與社會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

對于中國而言，社會學是舶來品，一直面臨學科本土化問題。只有實現學科知識論意義上的本土轉換，才能建立起與本土社會的親和性，提升其解釋力。而深深植根于中國傳統(tǒng)社會土壤中的“家國一體”觀念，為中國社會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論素材。

中國社會理解分析的基本單元。與西方“個人—社會—國家”的結構形態(tài)不同，家國理論凸顯了中國社會“家庭作為中介”的獨特性。相較于西方“個人—社會”的兩極思維模式，中國社會明顯呈現出“個人—家庭—社會”的三維思維模式。依此邏輯，可以從本體論層面針對西方社會學關于“原子化個人”和“契約型社會”的預設，揭示中國社會以“家”為原點的基礎性和擴展性邏輯。揭示上述差異，不僅具有學術概念界定和比較意義，更能推動對社會分析起點、社會團結機制等一般性社會學命題形成新認識，使得中國研究可以為世界社會學作出自己的貢獻。

社會微觀結構與宏觀結構聯結的理論。作為儒家思想對家庭倫理與國家治理同構性的觀點，“家國一體論”強調家國間在結構和功能上的同構性和聯動性，并通過單位組織和社區(qū)組織等平臺，建立起中國社會微觀與宏觀之間的有機聯結。進入新時代，在中國由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轉型過程中，人們注重基層社區(qū)治理平臺建設，強調“五社聯動”，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新格局，也為世界提供了基層治理的中國經驗。

依托于家國一體觀念的社會治理的本土化創(chuàng)新。在實踐層面，“家國一體”理論為當代中國基層治理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如社區(qū)治理中的“鄰里互助”、重大危機事件或自然災害應對中以“家國一體”凝聚社會共識等，都體現出基層社會治理中的實踐邏輯。通過提煉這些基層治理實踐中的在地行動，可以構建起更具創(chuàng)新性的本土治理理論。

（作者：田毅鵬，系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家庭家教家風研究中心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東亞鄉(xiāng)村空心化治理模式的比較研究”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