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故里的經濟學】

開欄的話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豐富的經濟思想，其中不乏可以古為今用甚至具有世界意義的思想創見。系統梳理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精華，是通過“第二個結合”建構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途徑。為此，本版特開設《典故里的經濟學》欄目，深入挖掘中國古代具有深遠影響的經濟思想和經濟舉措，為建構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提供更多依據和借鑒。

常平倉是中國經濟史中具有代表性的政策實踐之一，在調節糧食市場、穩定社會秩序、保障糧食安全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2013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借用常平倉制度強調搞好糧食儲備調節的重要性，指出“設立常平倉是我國的傳統，在穩市、備荒、恤農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常平倉發源之早、作用之深、延續之久、影響之廣，生動體現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和創新性，也在世界經濟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常平倉的概念首次見于正史是在《漢書·食貨志》，漢宣帝五鳳四年（公元前54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令邊郡皆筑倉，以谷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谷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此后，常平倉成為中國古代重要的經濟社會制度。這一制度在個別歷史時期暫停過，但大多數朝代的正史中都可看到相關記載。隋唐以后，常平倉制度得到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宋會要輯稿·食貨》記景德三年（1006年）詔：“上封官請于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陜西、淮南、江南、兩浙各置常平倉。”《元史·食貨志》記“元設義倉于鄉社，又置常平于路府”。《清史稿·食貨二》詳載“其由省會至府、州、縣，俱建常平倉，或兼設裕備倉”。直到今天，河北蔚縣仍保留著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間的常平倉舊址。

學界認為，常平倉的思想起源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時期的管仲。《管子·國蓄》載：“歲有兇穰，故谷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夫民有余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大意為：糧食收成變化會引起糧價波動，統治者應根據市場中商品的豐歉盈缺，制定相應的反向調節政策。戰國時期李悝的“平糴法”也被視作常平倉的早期思想淵源之一。《漢書·食貨志》詳細記載了“平糴”的具體內容：“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饑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饑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饑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糶之。”李悝建議政府根據不同的收成情況，通過分級收儲與拋售實現“取有余以補不足”。實際上，在更早的《詩經》里，或許已經蘊含了常平倉的思想萌芽。《小雅》篇：“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漢代經學大師鄭玄的解釋是，政府以倉廩存糧，面向百姓放糧，可謂常平倉的雛形了。

可見，無論是從思想、政策還是實踐來看，常平倉在中國都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體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的重要經濟思想。

一是體現出中國古代對經濟規律的深刻認識。首先是對經濟周期的認識。中國傳統社會以農耕經濟為主，所處的北半球中緯度地區四季分明，受氣候變化影響顯著。先民們很早就通過觀察記錄發現了自然界中的規律，并將這種規律同人類社會活動聯系起來。常平倉制度就是通過提前倉儲積谷以及“糴”“糶”等措施調節糧食資源，以應對糧食收成的周期變化。其次是對供求關系的認識。中國的市場經濟實踐發端久遠，《尚書·益稷》《易傳·系辭下》中就有對早期人類社會交易行為的記載。在漫長歲月中，人們對交易背后的規律進行探索并形成對市場經濟、供求關系等現象的一般性認識。李悝在談到“平糴”之策時提到，糴米的標準是“賈平則止”，表明他已經認識到糧食供給變化與價格之間的關系。

二是體現了歷代對宏觀調控手段的運用。在耿壽昌提出常平倉之前的半個多世紀，桑弘羊在全國推行了“均輸”“平準”之法，其中“平準”的含義即平抑物價。顯然，常平倉的實踐和理念受到“平準”政策的影響。常平倉的基本操作是（政府）“谷賤時增其價”“谷貴時減其價”，屬于典型的逆周期調節政策。國家通過儲備糧食物資來平衡市場供求，平抑價格波動。這種利用市場機制實現價格穩定的經濟思想，是古代“輕重論”的核心內容之一。《管子·國蓄》指出了“輕重”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凡將為國，不通于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為大治”。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的奠基者趙靖先生認為：直接經營工商業、控制市場、操縱物價，都是“輕重論”的政策表現。作為中國古代宏觀經濟治理思想的經典代表，“輕重論”對歷代政策取向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三是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常平倉體現的經濟思想，既有法家的特點，也有濃厚的儒家色彩。但不管是法家還是儒家，“民本”都是常平倉政策制定的重要考慮因素。前引《詩經·小雅》“我取其陳，食我農人”之句，政府“取其陳”是為了讓百姓得到溫飽。李悝推行“平糴”之策，首先考慮的是“民毋傷”“民不散”。漢代以后，“外儒內法”的治理模式逐漸確立下來，官員們也普遍以儒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施政理念作為行為準則。《漢書·食貨志》對耿壽昌設立常平倉的評價是“民便之”；唐代《通典》對歷史上實施常平倉的評價是“雖水旱為災，人無菜色”。這些都表明，常平倉的主要目的是“便民”和“利民”，很好地踐行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古訓，體現了“民本”精神的歷史傳承。

常平倉制度給中國傳統社會帶來了重要影響。如，受常平倉制度啟發，隋唐時期出現了地方組織的“義倉”和“社倉”，特別是“社倉”到宋代逐漸分化獨立出來，與官方的常平倉共同構成中國古代市場調控和備荒倉儲的基本制度。這種多層次的保障機制也成為延續千年的社會“穩定器”，體現了在公共治理方面政府與社會力量的有效結合。

常平倉思想的深遠影響不局限于傳統的農業和工商業。隨著近代金融業的興起和發展，在面對金融市場價格劇烈波動時，人們自然而然地從古代應對糧價漲跌的歷史經驗中尋求借鑒。晚清時期，《南洋官報》一篇文章談到國際貿易應當考慮“平準圜法”（即國際收支平衡問題）。1932年，上海《時報》在報道紐約英鎊市價暴跌的新聞時，使用了“平準基金”和“平準匯率”的表述。此后“平準基金”便進入我國的現代金融制度當中，沿用至今。

不僅如此，常平倉還可能是最早對現代西方國家產生實質性影響的中國傳統思想與制度。美國農業調整法關于糧食倉儲體系的設計就是源于中國古代的常平倉制度。20世紀30年代，為應對經濟危機，美國農業部長亨利·華萊士充分借鑒常平倉制度和青苗法、市易法等經濟思想，于1933年和1938年推出兩部《農業調整法》，制定了一系列利農政策，建立了美國永久的現代常平倉制度，為美國徹底戰勝大蕭條奠定了堅實的農業基礎。華萊士明確表示，他是從中國學者陳煥章1911年出版的《孔門理財學》（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一書中知道了常平倉（Ever-Normal Granary）的概念。

（作者：張亞光，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脈絡與推進路徑”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