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非典”到新冠，中國該如何完善公共衛生治理體系？

(兩會·戰疫)從“非典”到新冠，中國該如何完善公共衛生治理體系？

中新社北京5月27日電 題：從“非典”到新冠，中國該如何完善公共衛生治理體系？

中新社記者 李純 郭超凱 楊程晨

“非典”是中國對2003年的集體記憶。是次疫情后，中國政府加強了公共衛生治理體系建設。當下，中國新冠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步入常態化防控階段。從“非典”到新冠，“后疫情時代”的人們不得不反思，未來中國的公共衛生治理體系該如何完善？

客觀來說，抗擊“非典”疫情是中國公共衛生治理體系發展的一個重要節點。多位代表委員表示，“非典”過后，中國設立了各級衛生應急指揮機構，建立相對完整的傳染病直報和預警系統。但公共衛生治理體系依然存在短板和漏洞。

首先，長期以來“重治療、輕預防”的“偏科”問題未得到妥善解決。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王松靈以數據為證，2019年醫療衛生經費投入臨床占95.3%，而公共衛生僅占4.7%。公共衛生人才流失嚴重，難以滿足應對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需求。

其次，分級診療策略未有效落實，基層全科醫生面對突發傳染病時“應接不暇”，以致三甲醫院在疫情救治過程中壓力嚴重過載。曾親歷武漢戰疫的全國政協委員、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院長胡豫坦言，此次疫情救治中大醫院人滿為患，不免存在交叉感染的風險。

就“重治療、輕預防”的“偏科”現象，全國人大代表、云南省第一人民醫院院長蔣立虹建言，疾控體系建設要得到重視，“預防與醫療的結合必將是未來醫療衛生改革非常重要的切入點”。全國人大代表、民盟四川省委副主委劉旭光建議，提升疾控系統的地位和責權，將監測哨點從醫療機構前移至全社會。

王松靈則直言，未來應區分公共衛生常態管理和危機管理，常態管理由衛健委負責，重大公共衛生事件危機管理由國家直接負責；理順國家衛健委和疾控中心的關系，賦予疾控中心相關行政權力和政府職能。

事實上，公共衛生治理體系薄弱的現象已得到官方重視。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指出，要改革疾病預防控制體制，完善傳染病直報和預警系統，堅持及時公開透明發布疫情信息等多項任務。

針對分級診療問題，胡豫建議，要提升基層“兜底”能力，加快推進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希望各級醫院等能完善基礎設施建設和監控管理系統，加強全科大夫人才培養，進行平穩有序的分級診療”。王松靈則從人才培養的角度，建言建立以“5+3”一體化培養全科醫生為主體的臨床醫學人才培養體系。

全國兩會首場“委員通道”上，中國工程院院士王辰也就加強公共衛生體系建設給出三點建議，醫學教育方面，建立真正吸引優秀人才的機制；醫學研究方面，構建一個能夠統籌國家醫學研究大格局的國家級醫學研究機構；疫情防控方面，要建立醫防結合、醫防融合的疫情應對機制。

全國人大代表、江西省南昌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院長張偉受訪時還提出，每省都應設立一個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平時承擔感染性疾病診療及患者癥狀監測、醫療物資儲備等職能；“戰時”承擔預警監測、突發急性傳染病救治、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指揮決策參謀等職責。由此構建的“平戰結合”防控體系，將推動公共衛生服務與醫療服務的高效協同、無縫銜接。

公共衛生治理體系改革并非易事。外界注意到，中國最高領導人在參加湖北代表團審議時給出了解題思路：推動“建立智慧化預警多點觸發機制”“健全疾控機構與城鄉社區聯動工作機制”“改進不明原因疾病和異常健康事件監測機制”等八大“機制”建設。專家認為，上述舉措意在從“精準”“法治”“高效”等多層面發力，也是將戰疫的經驗和成果擴大化、機制化。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薛瀾對中新社記者表示，相關內容傳遞出中國官方欲全方位加強公共衛生體系建設的強烈信號。每一項內容清晰列出，一方面表達出政府不會“擱置”存在的短板，下定決心解決、補齊；另一方面也要為未來謀篇布局。

亦有觀點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料將如“非典”一般，成為中國醫藥衛生事業改革的又一重要窗口期，公共衛生治理水平將上升至新高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