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不舒服?。俊?月12日一大早，涿州范陽醫院的診室里就擠滿了人，全國人大代表、河北涿州范陽醫院院長周松勃接診了一位“老病號”。
“老病號”姓王，家住距離醫院五里遠的村子。十年來，她一直找周松勃看病。門診不收費，針灸不收費，孤寡老人全免費，是周松勃多年來的行醫理念。
疫情期間，大部分群眾盡量不出村、不出社區，周松勃就組織醫院員工，成立了15人的義務醫療服務隊，3人一組，12小時一輪班，每天24小時在線診療，全程免費。
作為人大代表，周松勃今年兩會關注的重點是網絡醫院、“隔空問診”?！拔蚁Ｍ苿印ヂ摼W+醫療健康’在基層醫療機構盡快落地、落實。”周松勃說。
談工作
門診、針灸不收費 孤寡老人全免費
新京報：門診不收費，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
周松勃：這是我從行醫開始就堅持做的。門診不收費，針灸不收費，孤寡老人全免費。
我的行醫理念是，有錢沒錢都看病，花小錢看大病。對于那些經濟困難的村民，我都是先看病不收錢，他們啥時候有錢就啥時候給，我也不主動要賬。這次來看病，錢帶得不夠，打個欠條，我也會讓病人把藥拿走。
到今天，攢在手里的欠條有幾千張，金額總計有好幾十萬了。
新京報：從小診所到新醫院，診療條件有什么改變？
周松勃：原來看病的小診所就是我們家，在刁四村村子里。我們家門口只有一條窄小的路，一旦看病來的人多了，門口就經常堵車。診室里也是經?！叭藵M為患”。
去年9月份，我們就開始籌備建新的醫院。今年1月，我們正式整體搬遷至現在的范陽醫院。床位由25張增至230張，面積由600多平方米增至近4000平方米，新引進了彩超、CT、DR、核磁等新的檢查項目，村民能在家門口看的病越來越多。
好多“老病號”一來我們這，都感慨說新醫院漂亮、干凈，比原來好太多。
除了增加檢查項目，我們還新招聘了醫護人員。但門診不收費，針灸不收費，孤寡老人全免費的收費制度仍然仍在實行。
談疫情
疫情期間網絡問診受惠近萬名患者
新京報：為什么一直堅持做病歷記錄？
周松勃：從1987年開始，我就養成了做病歷記錄的習慣。每診治一名患者，我都會將病人的姓名、住址、就診時間、癥狀、用藥等情況記錄在冊。
三十多年來，我整理記錄了255本病歷冊，病歷超過50萬份。這種習慣讓我能對患者的既往病史、用藥過敏史、家庭病史和健康狀況一目了然。
新京報：疫情期間發揮了作用？
周松勃：是的，疫情期間，這些檔案也派上了用場。
有段時間，保定全市二級以下的醫院、衛生院、診所等基本停診，大部分群眾也盡量不出村、不出社區，出門看病成了個難題。我就開始通過網絡解答病患的疑問。有些“老病號”，基本上聽完他們的描述，我大概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可以對他們進行簡單的用藥指導。
另一方面，我還在院內成立了15人的義務醫療服務隊，3人一組，12小時一輪班，每天24小時在線診療，全程免費。工作最繁忙的時候，團隊每天能接到上百個求助電話。
新京報：有什么印象比較深刻的網絡問診案例？
周松勃：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網絡問診，發生在凌晨2點。一位患有心臟纖顫的患者，當時突發意識模糊，情況危急。家屬聯系上我之后，我通過網絡視頻指導，大概半個小時后，病人危情解除。
新京報：這期間有沒有總結出一些心得？
周松勃：網絡問診幾個月來，我自己也積累了一些心得。其實許多患者最需要的是心理上的安慰。
今年2月13日，我接到了一名未成年新冠肺炎密切接觸者的求助。這名少女當時正一個人在酒店進行隔離觀察。由于年齡尚小，沒有獨立生活的經驗，再加上對疫情的恐慌，緊張得吃不好飯睡不好覺。
隔離的第4天，她開始低燒。一系列的檢查沒有任何問題，但就是低燒持續不退。我對她進行了輔導，3天后，她的低燒退了，解除隔離。
像這樣的心理疏導還發生在許多慢性病患者身上。每次接到電話求助，我都會勸導患者放松心態。從疫情開始后，我這里通過網絡問診的患者已達到近萬名。
談建議
盡快建立網上醫院 優化基層醫療體系
新京報：這次兩會，主要的建議是什么？
周松勃：疫情期間與患者的網絡溝通，讓我關注到基層衛生還存在許多不足，例如基層的衛生機構資源配置不合理、不均衡，設施陳舊落后，全科醫生嚴重不足等問題更加凸顯，老百姓多發病、常見病的診療需要得不到滿足，基層和鄉村醫生隊伍力量薄弱。
我的建議之一就是盡快建立網上醫院，優化基層醫療體系。
新京報：具體來說，“互聯網+醫療健康”應如何落實？
周松勃：首先是要加強宣傳推廣。尤其是在基層衛生室等信息相對閉塞的地方。隨著分級診療和醫聯體建設的推進，更需要互聯網技術來解決醫療發展不均衡不充分的問題。
其次要明確服務價格，健全互聯網診療收費政策，使醫療服務嚴格進行價格公示。比如在顯著位置公示服務項目、服務內涵、計價單位、價格、說明等內容，接受社會監督。
會診方如實說明遠程醫療服務的內容、費用，診治要征得患者的書面同意，不能強行服務、強行收費；進一步完善醫保支付政策，逐步將符合條件的互聯網診療服務納入醫保支付范圍。
新京報：還有哪些配套需要加強的？
周松勃：盡管2018年國家已經出臺促進“互聯網+醫療健康”發展的相關意見，不少地方也相繼出臺了配套政策，但兩年來，互聯網醫院在基層推廣落地效果并不盡如人意。在預約掛號、遠程會診、復診咨詢、線上付費、藥物配送等環節還存在瓶頸，在宣傳推廣、責權利明晰方面還存在諸多不足。
要明確法律責任，當因遠程醫療發生爭議時，遠程會診由享有最終決定權的邀請方承擔相應法律責任；遠程診斷則由邀請方和受邀方共同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互聯網診療中，醫療機構可直接面向患者提供服務，本質是傳統實體醫療機構部分服務的線上化。所以當因提供互聯網診療服務發生糾紛，應由提供服務的該實體醫療機構承擔責任。
此外，互聯網醫院具有獨立法人地位，理應自行承擔其責任，但互聯網醫院的不同類型差別較大，法律分擔也應有所區別。發生醫療爭議時，實體醫療機構單獨設置的作為第二名稱的互聯網醫院應自擔責任；實體醫療機構與第三方合作共同設置的作為第二名稱的互聯網醫院應由實體機構和第三方共同承擔責任。
我希望能盡快推動‘互聯網+醫療健康’在基層醫療機構盡快落地、落實。
“我的行醫理念是，有錢沒錢都看病，花小錢看大病。對于那些經濟困難的村民，我都是先看病不收錢，他們啥時候有錢就啥時候給。
疫情期間與患者的網絡溝通，讓我關注到基層衛生還存在許多不足，例如基層的衛生機構資源配置不合理、不均衡，設施陳舊落后，全科醫生嚴重不足等問題更加凸顯。”——周松勃
新京報記者 應悅 寇家祥 徐天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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