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皮具城內，有LV、愛馬仕等全球知名奢侈品包，專柜價數萬元不等，這里的高仿假包只要數百到2000余元不等
全國政協委員朱征夫，連續第二年提“打假提案”
3月5日上午，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開幕會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及知識產權保護及假冒偽劣治理問題，“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實行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決不允許假冒偽劣滋生蔓延”。
今年兩會期間，多個委員代表在兩會上關注“打假”這一全民話題。全國政協委員朱征夫連續第二年提“打假提案”，呼吁加大對制假售假的打擊力度，建議加大對假貨源頭的治理，降低制售假入刑門檻，共同推動制假行為直接入刑。
“中國已到了必須解決假貨問題的時候。假貨治理是一項全民事業，需要形成合力、多方參與、綜合治理。”新任全國政協委員、曾任浙大法學院院長、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委員的朱新力也在今年提了“打假提案”。他認為，當務之急是要確立法律的威懾力，借鑒治理酒駕的成功經驗，確立嚴刑峻法的打假模式，如設立更高的懲罰性賠償措施，以經營額為計算基準，實現“一次造假、終身負債”的經濟制裁。在“像治理酒駕一樣治理假貨”成為全社會共識時，嚴打制售假、共同推進制假直接入刑的呼聲，也成為今年兩會的一大熱點。日前阿里巴巴集團也再次向全社會呼吁，共同推動加重刑罰打擊制售假，繼續“像治理酒駕一樣治理假貨”。
政府工作報告：決不允許假冒偽劣滋生蔓延
3月5日上午，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開幕會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告。在對2018年政府工作的建議部分，李克強總理提到要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深化基礎性關鍵領域改革，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等多個方面。
報告提到，2018年將全面實施“雙隨機、一公開”監管，決不允許假冒偽劣滋生蔓延，同時要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機制，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實行懲罰性賠償制度，讓問題產品無處藏身，不法制售者難逃法網。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互聯網法治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劉曉春稱，對于知識產權保護和制止假冒偽劣蔓延，目前從政府層面、產業層面、社會層面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識，尤其是政府多次在頂層設計和戰略制定中，將知識產權保護和打擊假冒列在突出的地位，使得這一問題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知識產權保護和打假是一個系統性的工程，涉及到創新環境的建設，創新資源的激勵和分配，特別是涉及到新技術領域投資結構的優化，因此應當是供給側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長遠來看，將對我國的產業轉型升級和社會誠信體系建設，都起到深遠的影響作用。
中國電子商務協會政策法律委員會副主任阿拉木斯表示，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的上述表態，反映出我國最高層非常重視打假問題，在政策方向的指引下，打擊假貨將保持高壓態勢，對制假售假加重處罰、提高違法成本將逐步實現，可以期待未來在法律、政策上有關假貨治理的相關規范將不斷完善，無論線上線下的假貨都將得到更有效的治理。
“對于假貨問題，目前政產學研等各界的認識趨向一致，媒體宣傳也在不斷強調。”阿拉木斯指出，打假也是供給側改革的一部分，“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期，消費在拉動經濟增長中占有的比重不斷提高，消費升級也成為當下的緊迫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供給側不能給人們提供質量可靠的中國制造、中國創造產品，消費升級所帶來的紅利也只能轉移到海外市場，甚至是被假冒偽劣產品所掠取。”
阿拉木斯認為，提升消費品質的前提是提升生產品質，這其中就包含了對假冒偽劣產品進行嚴厲打擊的需求；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絕不允許假冒偽劣滋生蔓延，納入到國家戰略之中，隨著新零售、線上線下一體化融合發展，未來企業的品牌價值將會進一步凸顯。
新老政協委員均提打假提案
近日，也有委員代表關注針對打擊假冒偽劣產品、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話題。就在政協開幕當天，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朱征夫拋出了《關于對制假售假行為加大打擊力度的提案》，被稱作“打假提案2.0加強版”，并引發熱議。
該提案與政府工作報告的這部分內容遙相呼應。他呼吁加大對制假售假的打擊力度，建議加大對假貨源頭的治理，降低制售假入刑門檻，共同推動制假行為直接入刑。
朱征夫透露，連續第二年“死磕打假”，源于一次“驚心動魄”的暗訪調研。2018年2月，確認連任全國政協委員的朱征夫，去某皮具城暗訪。他發現國內大批自稱海外代購微商來此選貨，2萬元LV在這只需800元，他親眼目睹外國人來此囤貨并稱回國當真貨賣。
“觸目驚心！假貨源頭不除，必然多平臺跨國境流竄，成為社會一大毒瘤”。與全國政協委員朱征夫一同調研暗訪的，還有全國政協委員蔣洪峰、全國人大代表盧馨，他們也相繼呼吁加大對假貨的打擊力度、嚴懲制售假行為。
“關注打假多年，我最強烈的感受是假貨問題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治理，但中國已經到了必須解決假貨問題的時候。”在多年擔任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委員之后，新當選的全國政協委員朱新力也帶著“嚴懲假貨犯罪”等多份提案上會。
據媒體報道，打假業內專業人士分析稱中國的假貨產業帶呈現出七大特點。第一，假貨產業帶分布廣泛，區域性、行業性、領域性特點非常鮮明，從經濟發達地區向經濟不發達地區廣泛的流向;第二，假貨的產業從業者青年人居多，80后、90后占有非常大的比重;第三，假貨產業已經分布到各個產業，從鞋類、服裝、箱包、保健品、數碼產品，大量集中在勞動密集型企業;第四，假貨問題已擴散到線上交易的不同場景中并呈現跨平臺流竄的態勢，不僅傳統的電商平臺面臨假貨困擾，社交平臺已成為一個新的假貨洼地;第五，假貨在線上線下交互隱蔽地傳播已成為普遍現象;第六，假貨的跨境流竄已逐漸成為趨勢;第七，以知識產權流氓和刷單炒信，收取保護費為代表的網絡黑社會現在開始盛行。
朱征夫表示，中國經濟正在經歷轉型升級的爬坡過坎的關鍵時刻，假貨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的毒瘤，威脅著誠信體系建設。因此，加大假貨源頭治理，全社會要形成合力，對假貨跨國境多平臺流竄等問題加大解決力度。
公安部“春雷行動”圍剿假貨產業帶獲贊
據公安部官網消息，2017年12月，公安部曾部署開展為期2個月的打擊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春雷行動”——嚴查日化用品、婦幼用品、服飾箱包等重點領域，“特別是針對各地屢打不絕的地域性造假‘頑疾’開展嚴厲打擊和集中整治”。
“春雷”行動結束后，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媒體，相繼推出了多篇“圍剿假貨產業帶”系列報道。據中國警察網報道，公安部“春雷行動”是一場聲勢浩大的全民打假行動，意在對全國多年難以摘除堪比毒瘤的假貨產業帶進行圍剿、清洗。
北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市法學會電子商務法治研究會副會長王文華點贊公安部集中整治假貨產業帶——體現了國家要全力打擊制假售假行為的決心。嚴打制假源頭，清洗圍剿假貨產業帶，可營造良好商業環境，促進當地產業轉型升級，助推新經濟發展。
“必須意識到，打假也是供給側改革”。朱征夫稱，打擊假貨，提升消費者的消費體驗，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在要求，更是經濟轉型升級的必經之路。
朱新力此前一直在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任職，學者出身的他一直以溫文爾雅的形象示人；從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委員到全國政協委員，不一樣的身份給他賦予了不同的職責和使命。
他認為，治理假貨并不容易，這是一項全民事業，需要全社會合力、多方參與、綜合治理，而目前我國對于假貨治理的法律依然落后，存在定罪標準唯數額論、犯罪黑數高、法定刑過輕、犯罪成本低等問題。
假貨多平臺跨國境流竄日益嚴重
“為何假貨源頭屢打不絕？相對執法成本的高昂，制售假違法犯罪的成本明顯極低。”阿里巴巴平臺治理部知產保護總監葉智飛稱，2017年，阿里巴巴平臺治理部通過大數據模型主動防控、權利人舉報、消費者投訴、神秘抽檢等方式，共排查出5436條銷售額遠超起刑點（5萬元）的疑似制售假線索。
受執法資源緊張及諸多因素限制，執法機關接收1910條，公安機關已進行刑事打擊的為740例。目前通過公開信息能夠確認已有的63份刑事判決書，這些案件中被告人從被采取強制措施到宣判的平均辦案時長約344天，共判決129人，其中有104人緩刑，緩刑率高達81%，比2016年高2個百分點。
葉智飛介紹，正是由于犯罪成本過低，線下假貨生產源頭仍未根除，許多制假售假犯罪鏈條和網絡依然活動猖獗，甚至形成行業性、領域性、區域性假貨產業帶。“制售假已成為妨害社會大眾創新的毒瘤，并深遠影響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和國家‘一帶一路’發展戰略。”葉智飛說，制售假暴利正在驅使年輕人鋌而走險違法犯罪。2017年，被警方采取強制措施的制售假犯罪嫌疑人中，80、90后約占83%。
與此同時，一些制售假分子向微商等多個社交平臺及其他電商轉移，制售假團伙為攫取利益、逃避打擊，多平臺跨國境流竄現象日益嚴重。
阿里巴巴據此呼吁，只有全社會“像治理酒駕一樣治理假貨”，全社會共同推動制假直接入刑，并引入懲罰性賠償，讓制售假者“傾家蕩產”，才能徹底遏制全社會的假貨問題。
對此，朱新力也在提案中給出了立法端該有的對策和建議。他建議降低入罪門檻，適度擴大打擊范圍。包括刑法的定罪標準從唯數額論轉向多元化，將“多次制假售假”、“受到過行政處罰后又制假售假”、“制假售假多件（套）”等情形也作為定罪標準。
朱新力委員還建議，加重法律責任，增加違法成本。比如，提高罰金數額，建立黑名單制度等，實現“一次造假，終身負債”的經濟制裁。而深受假貨毒害的平臺方阿里巴巴也喊出了“讓售假者疼”、將售假者罰得傾家蕩產等口號。由此可見，懲罰性賠償這一舉措已成為多方共識，與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的“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實行懲罰性賠償制度”不謀而合。
加大懲戒力度 要像抓酒駕般打假
事實上，“打假”這一話題在去年兩會期間就備受關注。2017年全國兩會期間，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云致信兩會代表，呼吁“像治理酒駕一樣治理假貨”。國家工商管理總局局長張茅，在全國兩會新聞發布會上，公開點贊“像治理酒駕一樣治理假貨”，并提出加強法律法規建設，加大懲戒力度，建立企業信用系統是讓假貨不斷減少的方法。
全國人大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李少平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制假售假是全社會的公害。治假涉及到整個社會，不同的環節、不同的地區、不同的部門，“需要共同發力”。
全國政協委員、國家質檢總局原副局長劉平均也明確呼吁，國家要加大處罰力度，提高犯罪成本，才能有效遏制不法分子的投機心理。
在去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朱征夫也提交了《關于對制假售假行為加大打擊力度的提案》，建議加重對制假售假者的處罰。法學專家對此高度認同并倡議：假貨生產同樣日益公開化產業化，應借鑒嚴格執法加重刑罰的方式進行治理。
而今年，朱征夫繼續在兩會提交“打假提案”。
3月2日，由中國青年網主辦的 “兩會大家談”視頻訪談節目上，朱征夫認為，假貨難治理的根源在于誠信缺失，這一源頭在于線下的經濟問題，會危害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
“必須意識到，打假也是供給側改革”，朱征夫認為，要進一步完善監管，打擊假貨，提升消費者的消費體驗，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在要求，更是經濟轉型升級的必經之路。
在“兩會大家談”視頻訪談的現場，阿里巴巴集團副總裁孫軍工也表示：“對于假貨問題，我們應該全方位地考量它對中國經濟乃至中國社會治理帶來的全方位的沖擊和影響，只有這樣認識假貨問題，我們再深一步地去討論建立現代化的經濟體系，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基礎的一些元素，這樣趨利避害，我們才能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
朱征夫稱，今年再次“死磕打假”，重點在加大對假貨源頭的治理，降低制售假入刑門檻，推動制假行為直接入刑。
朱征夫的“振臂一呼”也引發了連鎖反應。
全國政協委員蔣洪峰也表示，假貨治理無論是立法方面，還是將來通過判刑等方式加大打擊力度，都需要呼吁整個社會一起重視。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副校長、教授，互聯網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林維指出，打擊假冒偽劣產品的策略，要順應這個互聯網時代犯罪的特點，制定有關打假的相應策略，“一個是要發動一場人民戰爭，動用所有的力量，體制性地解決問題。另外，要像治理酒駕一樣治理假貨，我們所有人都應該樹立起來這種社會共識。”（記者 董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