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的概念一度受到學者和媒體的熱捧，但卻缺少統一的社會共識。1月26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五個“搞清楚”，明確了供給側改革方案基本路徑。
供給側改革的社會爭議
從去年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首提“供給側改革”，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抓好“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供給側改革”業已成為經濟領域的高頻詞匯。
然而，社會上對供給側改革的解讀缺乏共識。1月4日，人民日報曾以整版聚焦供給側改革，但并沒有消除社會爭議，新加坡學者鄭永年甚至認為，中國學者除了拼命炒作概念之外，幾乎沒人能說清楚供給側改革到底是什么，顯得知識短缺。斯蒂格利茨也認為，片面強調供給側的政策是幼稚的，需要加強縱向研究來洞察改革路徑，而不是一味地橫向研究來擴大概念范圍。甚至有學者借此否定需求管理，鼓吹放棄三駕馬車，但實際上供需兩端發力不可偏廢。還有人認為去產能不利于經濟增長，但實際上供給側改革對短期增長是雙向的，去產能減增長的同時降成本促增長，而都利于長期增長。
中國供給側改革的理論內涵
中國語境下的供給側改革的理論內涵到底是什么呢？我國供給改革的背景與里根時代的美國雖然不同。但是在本質上都是一種供給管理，都是要減稅、降成本、削減束縛經濟活動的規章條例和推進市場化。只是美國重在擴大生產，中國重在降低低端產能并提高高端產能，中國的問題更加復雜，不僅要總量調整，也要結構性調整。可以說，中國供給改革的最大差異是“結構性”，在選擇性吸收供給學派觀點的同時強化“結構調整”。
可以說，我國的供給側改革是通過降成本和市場化來進行供給管理，“三去”是通過市場化方式降低無效供給，“一降一補”是為了提高有效供給，五大任務都是結構性的供給管理，也是供給側改革的主要工作。其不同于供給學派的主要地方是“結構性”改革。因此，我們要加深供給管理的理論認識，并調查分析我國結構改革的特殊性，以此構建中國語境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創新。
提及供給側改革，目前大家討論較多的是去產能和去庫存，但我們認為降成本和通過供給管理培育新動能才是更應關注的積極力量，值得更多的重視。
減稅、降成本
營改增在今年全面推開。1月22日，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座談會時表示，營改增作為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重頭戲，今年要全面推開，進一步較大幅度減輕企業稅負。有專家預測，在“營改增”全面完成后，如果進一步優化增值稅稅率，整個營改增實現的減稅規模將達9000億元左右。
減稅支持“雙創”。近日國家稅務總局數據顯示，2015年支持“雙創”減免稅3000億元以上，其中31000戶高新技術企業減征企業所得稅1000多億元。
清理規范政府性基金收費項目，嚴查涉企違規收費。1月27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清理規范一批政府性基金收費項目，持續為企業減負，預計每年可為企業減負260億元。據不完全統計，2015年全國各級價格主管部門共計檢查涉企收費單位1.4萬家，查出涉嫌違規收費金額9.4億元，有效減輕了企業負擔。
加大簡政放權力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黨的十八大之后，新一屆政府把行政審批改革作為深化改革的“當頭炮”。以投資審批為例，十八大以來中央層面政府核準的投資事項累計減少76%。近日，又取消了若干中央指定地方實施行政審批事項。
總供給管理：新舊動能轉換
中國不是沒有需求，而是供給不能滿足需求的提升，供需錯配。2015年中國游客在境外消費約1.2萬億元。中國產能供給出現了結構性失衡：低端產業過剩，但中高端產品供給不足，供給側越來越不適應市場需求的變化。
加快培育新動能，改造提升傳統動能。1月20日，李克強在國務院專題會上強調，一方面，繼續加快培育新動能。著眼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推動各類企業注重技術創新、生產模式創新和管理創新，創造新的有效供給，更好適應需求結構升級。另一方面，堅持用改革的辦法，運用好市場倒逼機制，改造提升傳統動能。抓住化解過剩產能、消化不合理庫存等方面的難點問題，努力縮短轉型陣痛期。
當前，中國經濟下行壓力明顯，新舊動能轉換，供給側改革成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突破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通過去產能和去庫存來改造舊動能，通過降成本培育新動能，并通過補短板和去杠桿規范政府行為和控制經濟風險，最終實現新舊動能轉換，使供給滿足消費者不斷升級的需求。我們認為，相對于“供給側”更應強調“結構性”，相對于“三去”更應強調“一降一補”。
（劉誠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