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通委員長的基層代表怎樣履職？

　　邰順軍

　　楊愛東

　　楊愛東經常參加縣里、鎮里和村里的會議，這是她的履職日記

有兩件事在發生前邰順軍和楊愛東從未想到過，第一件是當選全國人大代表，第二件是坐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的辦公室里，和他當面談心。邰順軍和楊愛東來自貴州省最基層，一個是鐵路上的苗族工人，一個是深山里的侗族養豬戶。三年前，他們先后接到電話通知：“你是張德江委員長直接聯系的5名基層代表之一。”后來，他們到北京列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受到張德江的接見。

與張德江的交流，加深了邰順軍和楊愛東對履職的理解。“人大代表不能只關注身邊的事，要替更多的老百姓發聲。”他們都有張德江秘書的電話，并且被獲準“有事可以聯系委員長”，通過這個“直通車”，他們可以把最基層的聲音傳遞給國家領導人。

聯系

一通差點沒接的陌生來電

邰順軍和楊愛東當選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都是在2013年2月，今年是他們第四次參加全國兩會。

這次赴京參會前，兩人以全國人大代表身份，在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州府凱里市列席參加2月19日至25日召開的州兩會。會議期間，他們接受了北京青年報記者的專訪。

兩位代表都很樸實。楊愛東今年54歲，侗族，上學只念到初二。她來自天柱縣石洞鎮紅坪村，是個養豬專業戶，當地的致富帶頭人。邰順軍今年51歲，苗族，初中學歷。他是成都鐵路局凱里工務段的養路工，在鐵路上摸爬滾打20多年，剛選上代表時是工長。

邰順軍管楊愛東叫“楊姐”。邰順軍夸“楊姐”能干，“楊姐”也笑著夸對方能干，要不然當不上人大代表。“(代表)都是層層篩選下來的。”她說。

邰順軍和楊愛東的特別之處在于，他們都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直接聯系的基層代表。

這個“直接聯系”的建立始于一通差點被他們認為遭遇“詐騙”的電話。

2013年7月，邰順軍接到一個自稱是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的電話，當時他在鐵路上搞鐵軌維修驗收。

邰順軍說：“電話沒有來顯，我以為是詐騙的，沒接。第二個也不理，第三個我接了，一個男的電話那邊問我是不是邰代表，在干什么。我說我在維修鐵軌。他說他是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的秘書，說我是張委員長直接聯系的基層代表，將來在北京的話，見面聊一下。”

楊愛東接到電話要晚幾個月。她跟邰順軍一樣，初始也以為打來的是詐騙電話。即便后來聽完“秘書”的介紹，她一時也沒明白“委員長直接聯系的基層代表”有何含義。

2013年12月底，邰順軍被安排進京列席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而楊愛東則是在2014年4月列席了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在會議的間隙，他們受邀走進委員長辦公室，受到張德江的接見。

張德江接見基層代表源于一項制度——全國人大常委會聯系代表制度。根據這項制度，2013年12月起，每位常委會委員長會議組成人員要直接聯系5名以上全國人大代表，2014年4月起，每位常委會委員要直接聯系1至3名所在選舉單位的全國人大代表。

2014年9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各級國家機關加強同人大代表的聯系、加強同人民群眾的聯系，是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內在要求，是人民對自己選舉和委派代表的基本要求。

數據顯示，聯系代表制度出臺一年以來，共有140名常委會委員通過走訪、電話、微信群以及邀請代表參加專題調研、推薦代表列席常委會會議等形式，與333名代表建立起日常聯系和溝通，有力推動了常委會聯系代表的廣度和深度。

收獲

“人大代表不能只關注身邊的事”

2014年9月，張德江赴貴州考察調研，楊愛東和邰順軍被通知陪同，“跟了兩天，每天吃飯和委員長同席。”張德江和他倆交流時，問起當代表這兩年的收獲。

邰順軍記得，陪同張德江調研那次去的是畢節，調研內容包括基層鄉鎮人大代表履職問題。

據新華社報道，張德江于當年9月10日來到畢節七星關區人大機關，了解人大基層工作開展情況，并召開人大工作座談會。他強調，堅持好、完善好、發展好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全國人大和地方各級人大的共同使命、共同責任。

通過調研，結合自己的經驗，邰順軍坦承，鄉鎮人大代表發揮的作用比較有限。

他更加重視自己的履職。當上代表后，單位照顧他的代表工作，把他調到工務段的線路分析中心擔任負責人，相對之前的崗位，作息時間更加規律。他用積蓄買了一輛吉利轎車，一般到了周末和節假日，他會開著車在州里轉悠。

邰順軍這樣介紹自己的調研方式：“邊走邊看，不上高速路，只在國道、省道和鄉道上走，看到有意思的就停下來，帶著耳朵聽。農村辦喜事的比較多，有喜事我都去。聊天的時候，我還會把中央的精神和政策傳達一下。”

楊愛東的丈夫王甲海告訴北青報記者，妻子當選代表后，放在家事和養殖場的精力少了很多，她開會很多，經常出差，每年要擠出兩個月的時間在履職上。為此，在外打工的二兒子和兒媳回到家里，幫助抓養殖場的工作。

楊愛東家是一個“雙代表”家庭。王甲海是天柱縣的人大代表，去年還當選為村支書。“縣代表”的事相對較少，有更多精力照顧家里。王甲海甘愿為“國代表”打配合，把家里的大部分事張羅下來，方便妻子履職。

擔任代表3年，楊愛東和邰順軍關注最多的還是民生和農村問題。

2013年第一次參會，邰順軍提的建議是希望國家加大對鐵路沿線安全保護區的行政執法力度，盡快出臺限制保護區內挖沙取土和開采地下水的政策，用法律手段切實保證鐵路線路基礎的安全。

楊愛東提的第一個建議，與農村公路改造有關。建議上說，貴州的農村人口大多居住在山區，雖然大部分行政村通了公路，但是還應該進行硬化，以解決山區農民出行難的問題。

這個建議包含家鄉人的期望。在她上北京前，有老鄉和地方干部去她家，希望她多反映貴州山區交流困難的問題。

通過參加兩會和全國人大組織的培訓，兩人不斷學習，增加了知識，開闊了眼界。

邰順軍說，他列席人大常委會時，有個議題涉及開放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孩的政策。雖然他自己是少數民族，有兩個孩子，但他的感觸卻很深，因為這個政策涉及面廣，“我認識的很多人，家里四個老人，就兩個孩子養。這樣就比較惱火。”

邰順軍認為，當代表不是榮耀，更是責任。“人大代表不能只關注身邊的事，要替更多的老百姓發聲。我作為一個代表，要對人民負責。人民有困難，有民生問題，我要反映上去。”

接見

“有困難和意見都可以聯系我”

邰順軍和楊愛東對張德江的接見印象很深。

邰順軍記得，張德江的辦公室大約十幾平方米，“桌子比較樸素。”進去之后，兩人在一個小圓桌前挨著坐下。

張德江喊他“小邰”。因為擔任過分管鐵路工作的副總理，張德江笑著說：“鐵路上的事就不用說了，我比較清楚。”接下來便問邰順軍父母身體怎樣，家庭情況如何。他一一作答。

“他問我有什么要求。我說想提個建議，現在分配給鐵路的工人專業不對口，能不能分配一些專業人才過來。”邰順軍說。聽他說完后，張德江沒有立即回應建議合不合理。他解釋，以前有專門的鐵路學校，現在這方面的人才培養和教育機制在改革。

張德江說，養路工作雖然“臟、險、苦、累、差”，但很重要，稍有不慎就可能出事故。談了一二十分鐘，看時間差不多了，邰順軍說該走了，張德江表示：“有什么事就跟我聯系。”并叮囑他：“你是我們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代表之一，回去之后，要履行職責。”

在楊愛東的印象里，張德江比很多地方官員都低調，說話更和氣。張德江接見時，她主要談了生豬養殖的情況。張德江向她了解了村里人口、人均收入等情況。楊愛東介紹，她所在的紅坪自然村有1000多人，每人年平均收入4590元。2014年，毛豬價格很低，從10元/斤跌到6元多，楊愛東和村里的養殖戶當時都面臨虧損。

她詢問：“豬價全國性下跌，老百姓太虧，國家政策上有沒有補貼？”張德江說，可以問一下相關部委，看能不能找資金補貼。他叫來工作人員詢問農業、財政等方面的政策。

臨出門的時候，張德江把她送到辦公室門口，緊握她的手說：“楊代表，你回去后，我一定給你解決(困難)。”并囑咐：“基層有什么困難，群眾有什么意見，都可以聯系我。”

回去之后，曾有人問楊愛東：“你跟張委員長接觸，怕不怕？緊不緊張？”她說，秘書通知要接見時她有點怕，“最怕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回答。不過進去之后，也沒什么怕的。”

這次接見，讓她感受到國家領導人對基層代表的重視和關心。

楊愛東說，回貴州后，她很快收到農業部就農村養殖政策措施的答復。2014年12月，時任貴州省委書記趙克志到黔東南州調研農村問題，專程到天柱縣看望楊愛東，聽取她對農村發展的意見和建議，并考察了由她創辦的紅坪村養豬協會和生豬養殖場。

“政府后來撥了一筆扶貧資金給村養殖協會，協會再分配給各家養殖戶。”楊愛東說，她利用扶貧資金擴大養殖規模，生豬規模從200多頭增至400多頭，2015年市場行情好，她扭虧為盈，純收入達到30多萬。

心愿

“今年兩會，想再跟委員長交流一次”

楊愛東和邰順軍告訴北青報記者，當選代表后，除了參加全國兩會，每年全國人大都會組織一次培訓，有時候省人大調研也會通知他們陪同，他們還多次列席旁聽省兩會和州兩會。

“列席州兩會也是在履職。”邰順軍表示，旁聽各個政府部門作的工作報告，有助于他們了解州里的情況，“累積起來，心中就有數。”

楊愛東接過話茬兒說：“積累到腦子里來，兩會就可以寫建議，反映基層最需要的。”她自嘲“原來只知道養豬”，而通過各級人大組織的培訓和調研，她關注的范圍已擴大到農村的文化、教育、環保等各方面問題。

楊愛東坦承，第一次到北京參會，她看到記者都害怕。因為不知道說什么，加上普通話也不流暢，開始總是低著頭，光是聽別的代表說。時間久了，她的膽子也練出來了，在會議上敢發言說出想法，對媒體采訪也就不再畏懼。

參加兩會，有些建議是她想到要提的，有些則是替地方發聲。楊愛東的家里，關于人大代表工作的資料被收集在文件夾里，在一個書桌上整整齊齊放了一排文件夾。有些文件是省、州有關部門在收到全國人大轉來的代表來信后，對她作出的答復函，比如“關于對盡快實施天柱縣鳳城鎮至錦屏縣平秋鎮省級公路的建議的答復”，還有“關于對請求解決天柱縣石油鎮集鎮人飲應急水源工程項目的答復”。

楊愛東還代縣里提過一個關于建設天柱民用支線機場的建議。2015年8月，中國民用航空局作出答復，建議貴州省統籌考慮各方面情況，盡早啟動前期研究工作，充分論證天柱機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收到回復的時候我很開心，因為這件事是為我們全縣人民造福，建成了可以帶動地方經濟的發展。接到電話的第一時間，我發短信給縣政府和縣人大的領導報喜。”楊愛東說。

據《貴州都市報》2015年12月報道，根據規劃，該省的機場布局是“一樞十六支”，德江、羅甸、都勻、盤縣、天柱等地都要建機場，這個布局正在爭取國家支持。

今年兩會，楊愛東準備提的一個新建議是反映農村的幼兒園太少，希望國家出臺政策加強這方面的資金投入。這個建議源于她的觀察，她所在的紅坪村是一個自然村，大中心村有四個自然村，四千多人口，沒有一個幼兒園。“我們整個貴州省(農村)，普遍存在這個問題。”

楊愛東要提的另一個建議，是提高村干部待遇。她認為目前村干部一個月1600元的工資太低：“現在農村請一個小工，一天工資都要一百二三十元。村干部工作量大，三四個干部服務三四千人，很多干部有怨言，說干完這屆打死也不干了。”

邰順軍向北青報記者透露，他今年重點要提的建議跟苗族、侗族的古寨村落保護有關。近些年來，貴州山區的苗寨、侗寨屢發寨火，一出事就是“火燒連營”，就在今年2月20日，黔東南州劍河縣又發生一起寨火，燒毀60棟房屋，所幸無人員傷亡。

在州里列席兩會時，邰順軍對這次的寨火非常關注。早在去年，他在全國兩會上就提過相關建議，“寫了五六百字”。今年他會在去年建議的基礎上補充完善。談到如何保護古寨，邰順軍的設想包括化大寨為小寨、多設防火塘(消防池)等辦法，前者指的是劃出安全線，將一部分村民搬遷，降低木寨房屋的密度。

因為是張德江直接聯系的基層代表，邰順軍和楊愛東都有其秘書的電話。盡管被告知有事可以通過秘書聯系委員長，但他們怕影響委員長工作，目前為止還沒主動找過。“今年兩會，如果可以，想再和委員長交流一次，主要向他匯報一下心得。”楊愛東說，這是她的一個心愿。

文并攝/記者 李顯峰